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
本章开篇即给历代「君主」立了一份四级排名：「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」——最上一等的君主，下面的人只是「知道有这么一位」（连感觉都几乎不见，更不谈称誉）；次一等的，被下面的人「亲近并称誉」；再次一等的，被下面的人「畏惧」；最下一等的，被下面的人「侮辱」。「太上」即至上、最高一等。「下知有之」一句历代有两种断句：通行本作「下知有之」，意谓「下面的人只知道（上面）有这么一位」；另有断作「不知有之」（帛书甲、乙本），意谓「（下面的人）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位」——比「知有」更彻底。无论哪一断，意旨皆是：最高的君主存在感最低，百姓几乎感觉不到他的治理在「治」自己——因为他「无为而治」，治得无形无迹。次等的君主则刻意施恩布德，故被亲誉；再次的君主用刑威慑，故被畏惧；最下的君主政令失信、施政荒乱，故被侮辱。四级一气连下，把中国政治哲学中「有为—无为」的高下序列一次性立起。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、最锐利的君主政治分级表。——最高一等的君主连存在感都不留——百姓只是「知道有这么一位」，更别说称誉。
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。悠兮，其贵言。
上节列出四级君主，本节则点出后三等之共病：「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。」——上位者自己「信」不够（信用、诚信、可信），怎么会有人信他呢？「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」一句历代多种断读：通行本作「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」（即「上之信不足，故下之不信亦然」）。无论哪种断读，意旨皆是：上位者之失信是下位者不信的根源。这一句直指「亲誉、畏、侮」三级君主之共病——亲誉之君以恩取信于民、畏之之君以威取信于民、侮之之君则连恩与威皆失——三者皆把「信」当成一种工具去赢得，便已落入「不足」之态；民既见其失信，便不信之。「悠兮，其贵言。」——（上一等的太上之君则）悠然自得，珍重自己的言辞。「悠」即从容、舒缓；「兮」是楚辞式语助。「贵言」即「以言辞为贵」——少说话、慎说话、不轻易发号施令。太上之君的「贵言」与下文「百姓皆谓我自然」前后呼应：正因不发号施令，百姓做事时根本不感觉是「上面要求的」，而觉得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」——这就是「自然」。本节由「信不足」之共病，转入「贵言」之要诀——为末节「百姓皆谓我自然」铺好底子。——上位者失信于下，是不信之源；而「贵言」（少说慎说）才是太上之君的真正秘诀。
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
末段给出全章的归宿，是中国政治哲学最美的一句：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：我自然。」——功业完成、事情办妥之后，百姓都说：「这是我们自己（这么做、这么过的）。」「事遂」即事情顺遂、完成；「我自然」即「我自己如此」「我们自然地（这么做）」。这一句的妙处全在「我自然」三字。前文太上之君「下知有之」（百姓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）、「悠兮其贵言」（他几乎不发号施令），所以当功业告成时，百姓的反应不是「这是上面要求我做的」、不是「这是上面赐给我的」，而是「这是我们自己自然如此」。君主之治，治到这种「百姓不觉君之有为」的境界，才是真正的「太上」。这一句既是对「无为而治」最具体的描述，也是对「自然」二字最美的注脚——「自然」不是大自然，而是「自—然」「自己如此」。百姓觉得「我自然」时，正是君主「自然」之治达到极致之时。全章自「四级君主」起，经「信不足」「贵言」，至「百姓我自然」结，把中国「无为而治」的政治哲学说得既透又美。汉初黄老治世、唐贞观之治、清初康熙「与民休息」之政，理论根脉皆有此一笔。——百姓事成之后说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」——这就是「无为之治」的极致境界。
章末讲评
一、本章地位
本章是《道德经》中最直接谈「治国境界」的一章，也是中国政治哲学中最早、最锐利的君主分级表。在《老子》全书结构中，本章与第三章「不尚贤」、第五十七章「以正治国」、第六十章「治大国若烹小鲜」、第六十六章「江海善下为王」共同构成「无为治国」一组核心章群。本章独贡在「四级君主分判」与「百姓我自然」两笔——前者立判政治之高下标准，后者描摹无为之治的极致境界。对中国政治史影响极深，汉初黄老治世、唐贞观之治、清初康熙朝皆有理论渊源于此。
二、结构脉络
全章可分三节：第一节「太上……侮之」——四级君主分判，由高到低；第二节「信不足……其贵言」——点出后三级之共病（失信），以及太上之君的要诀（贵言）；第三节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」——以九字归宿，把「无为而治」的极致境界画龙点睛。「列级—诊病—归宿」三步，由相到病到药、由判到诫到立，结构极为绵密。末节九字尤为千古传诵——把整章的政治哲学收摄到「我自然」三字之中。
三、核心思想 · 无为而治与百姓自然
本章思想之根有两条：「无为而治」与「百姓自然」。「无为而治」是君主之姿——不立威、不施恩、不发号、不施令；「百姓自然」是治理之效——百姓事成之后觉得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」。二者一体两面：正因君主无为，所以百姓觉得自然；正因百姓觉得自然，所以君主才是真正的「太上」。君主用力越多、政令越繁，越落入「亲誉、畏、侮」之次序；君主越能「贵言」、越能让百姓「不觉」，越接近太上之境。这是中国政治哲学最深、也最难做到的一条。
四、与第二章 · 二十五章互读
第二章「处无为之事、行不言之教」为「无为之治」立总纲；本章则把这一总纲落实为「四级君主」与「百姓我自然」的具体形象——把抽象之理转为可判可量的政治标尺。第二十五章「道法自然」立「自然」二字为宇宙论之终极原则，本章「百姓皆谓我自然」则把「自然」之理落到政治学的最高境界——君之治至于「百姓觉自然」时，便是「治法自然」之极。三章合读，老子政治哲学的全幅可见：理（二章）—相（本章）—宗（二十五章），层层贯通。
五、读法要点
读此章最易犯的毛病有三：一是把「下知有之」读成「百姓只是依从」——其实是「百姓几乎感觉不到上面的存在」，是「无为之治」的极致；二是把「亲而誉之」读成正面评价——其实在老子看来，被亲誉的君主只是「次一等」——你仍能感觉到他在「治」你，仍把恩当作工具；三是把「百姓皆谓我自然」读成百姓的傲慢话——其实是百姓自然而然的状态——做完事不觉得是「被治理」的结果，便是「自然」。正确的读法是：以「我自然」三字反观当今之治理——凡处处感觉到「政府在做什么」的政治，便已是「亲誉」「畏」「侮」之次序；凡治得百姓不觉者，方近「太上」。
本章金句
- 太上，下知有之。中国政治哲学中「无为之治」最简的一句。「下知有之」即百姓几乎不感觉政府之存在——这是最高一级的治理。
- 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中国政治哲学最早、最锐利的君主分级表。「亲誉—畏—侮」三级一气连下，为后世评判政治之高下提供最早的标尺。
- 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。对「信」之诫的浓缩。上之失信是下之不信的根源——为后世「上行下效」「为政以信」诸论之远祖。
- 悠兮，其贵言。［贵言］中国政治哲学中「慎言」之诫的最早表述。「贵言」即「少说慎说」——太上之君不轻易开口，故百姓不觉其治。与第二章「不言之教」一脉相承。
- 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：我自然。中国政治哲学中最美的一句。「我自然」三字是「自然」一词最美的注脚——百姓事成之后觉得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」，正是君主「无为之治」达到极致之时。
历代评说
- 王弼《老子道德经注》：王弼于此章注最得「太上自然」之意：「太上，谓大人也。大人在上，故曰太上；大人在上，居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为始，故下知有之而已。」他把「太上」与「无为之事、不言之教」（二章）直接连成一气——太上之君正因实行无为不言之政，故下民「知有之而已」。「以无为本」一系在政治哲学上的最直接体现。
- 河上公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：河上公以治国之笔解此章：「太上，谓太古无名之君；下知有之者，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——质朴也。」他把「太上」直接定位为「太古无名之君」（即上古淳朴之世的君主），「下知有之」即百姓只知有君而不感君之治——把哲学之论与古史之想结合起来。为后世「想象上古」之政治哲学留下范式。
- 苏辙《老子解》：苏辙读此章最重「我自然」三字：「圣人之治，不见有为；故百姓不知所以然，但谓我自然耳。若百姓知其有为，已落于亲誉之次矣。」他指出：四级君主之分判，关键在「百姓是否觉察」——百姓不觉察者太上，百姓觉察而亲誉者次之，百姓觉察而畏者再次之，百姓觉察而侮者最下。「我自然」三字是太上之标志。宋人读《老》之精微，于此可见。
- 严遵《老子指归》：西汉严遵以「君道」笔解《老》，于此章特拈出「贵言」二字：「君之所贵者，言也；言出而民动，言慎而民信。故贵言者，治之本也。」他把「贵言」直接立为「治之本」——君主之治始于「慎言」，因慎言故有信，因有信故民从。汉代黄老政治哲学在此章发挥得颇有锋芒。
- 陈鼓应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：陈鼓应指出本章是中国政治哲学中最具洞察力的一章。他特别强调：本章「我自然」三字是「自然」一词最美的注脚——「自然」不是大自然，乃「自—然」「自己如此」。百姓觉得「我自然」时，正是君主之治达到「不见其治而治成」的极致。他亦指出：本章四级君主分判对后世「评判政府之效」提供了最早、最简净的标尺——看百姓对政府的态度（不觉、亲誉、畏、侮）即可知政治之高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