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篇缮shàn性

缮shàn性于俗，俗学以求复其初，滑欲于俗，思以求致其明，谓之蔽蒙之民。

开篇一句便点出全篇要破的歧途。「缮shàn性」是修治本性，「缮shàn性于俗，俗学以求复其初」——却用世俗的学问去修性，指望靠俗学回复天性的本初（「复其初」是全篇反复出现的关键词）；「滑欲于俗，思以求致其明」——又被世俗扰乱了情欲，却想靠思虑求得心智的明白。庄子的判断毫不留情：这样的人「谓之蔽蒙之民」——是被蒙蔽、糊涂的人。妙在「缮shàn性」「复初」「致明」本是好事，可一旦落到「于俗」「以俗学」上，方向就全反了：用造成迷失的东西去求觉悟，用搅乱本性的学问去修本性，只会越修越蒙。这一句立下全篇的总靶子——以俗学俗思治性，南辕yuán北辙。——想靠俗学复性、靠思虑求明，正是用迷失去求觉悟——这样的人叫「蔽蒙之民」。

古之治道者，以恬养知；知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。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。夫德，和也；道，理也。德无不容，仁也；道无不理，义也；义明而物亲，忠也；中纯实而反乎情，乐也；信行容体而顺乎文，礼也。礼乐遍行，则天下乱矣。彼正而蒙己德，德则不冒，冒则物必失其性也。

与「蔽蒙之民」相对，庄子举出古人「治道」（修治此道）的正路。「以恬养知」——用恬静去涵养心知；「知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」——心知生起却不拿它去造作有为，这又叫「以知养恬」。于是「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」：恬静与心知互相涵养，中和之理便从本性中自然流出。这是全篇正面的修养纲领——不靠俗学，而靠恬知互养。接着追溯德、道、仁、义、忠、乐、礼的本然次序：「夫德，和也；道，理也」——德是中和，道是条理；德能包容万物即是仁，道能贯理万物即是义，义明而物相亲即是忠，中正纯实而合于真情即是乐，信实之行顺于文饰即是礼。但庄子随即警示：「礼乐遍行，则天下乱矣」——这一套一旦普遍推行、流于外在形式，天下反而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「彼正而蒙己德」——本应各正其性、内敛其德，「德则不冒」（德不外露张扬），一旦「冒」（外露强加），「物必失其性也」。可见仁义礼乐本由德道自然派生，问题出在「遍行」「外冒」——把内在之德变成外加之文，便戕qiāng害了万物之性。——本性自有中和之理，靠恬知互养而出；仁义礼乐一旦外露遍行，反令万物失其性。

古之人在混芒之中，与一世而得澹tán漠焉。当是时也，阴阳和静，鬼神不扰，四时得节，万物不伤，群生不夭，人虽有知，无所用之，此之谓至一。当是时也，莫之为而常自然。

这一段悬想一个未被知巧文饰扰动的远古，作为「失性」的对照。「古之人在混芒之中」——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dùn未分的状态里，「与一世而得澹tán漠焉」，与整个时代共处于恬淡寂漠之中。那时「阴阳和静，鬼神不扰，四时得节，万物不伤，群生不夭」——阴阳调和而宁静，鬼神不来作祟，四时合于节令，万物不受伤害，众生不致夭折。最要紧的是「人虽有知，无所用之」：人并非没有心知，只是无处可用、也无须去用。这种浑然未分、物我相安的境界，庄子称为「至一」——至高的浑一。「当是时也，莫之为而常自然」——那时没有谁去刻意作为，而万物常保自然。「至一」与「莫之为而常自然」八字，正是全篇悬想的理想原点：性命未被知识、仁义、文博所割裂的本初状态。——上古「至一」之世，人虽有知而无所用——莫之为而常自然，这才是性命未被割裂的本初。

逮德下衰，及燧suì人、伏羲xī始为天下，是故顺而不一。德又下衰，及神农、黄帝始为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顺。德又下衰，及唐、虞yú始为天下，兴治化之流，浇淳散朴，离道以善，险德以行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。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，然后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灭质，博溺心，然后民始惑乱，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。由是观之，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。世与道交相丧也。

从「至一」起，庄子排出一条逐级下滑的历史轨迹，步步逼近今世之乱。「逮德下衰」——等到德开始衰落：燧suì人、伏羲xī始治天下，于是「顺而不一」（能顺自然却已不复浑一）；德再衰，神农、黄帝始治天下，于是「安而不顺」（能使民安却已不能纯顺自然）；德又衰，唐尧、虞yú舜shùn始治天下，「兴治化之流」，大兴治理教化之风，于是「浇淳散朴」——把淳厚浇薄了、把质朴打散了。由此「离道以善，险德以行」（离开大道去标榜善、危殆dài其德去勉力践行），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」——背离天性而一味顺从机心。可机心彼此「识知」却「不足以定天下」，于是「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」，再加上文饰、增以博学。结果是「文灭质，博溺心」——文饰淹没了本质，博学溺没了真心，「然后民始惑乱，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」，百姓从此迷乱，再也回不到本性之初。庄子由此长叹：「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。世与道交相丧也」——世既丧失了道，道也丧失了世，世与道彼此沦丧。这条「燧suì人伏羲xī—神农黄帝—唐虞yú」每况愈下的线索，把「治化」「文博」一并判为离道失性的根由。——从燧suì人到唐虞yú，治化文博步步浇散淳朴——文灭质、博溺心，终至世与道交相沦丧。

道之人何由兴乎世，世亦何由兴乎道哉！道无以兴乎世，世无以兴乎道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隐矣。隐，故不自隐。古之所谓隐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发也，时命大谬也。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，则反一无迹；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则深根宁极而待。此存身之道也。

世与道既已交相沦丧，体道之人在这样的乱世该如何自处？这一段给出答案。「道之人何由兴乎世，世亦何由兴乎道哉」——有道之人无从在乱世兴起，乱世也无从因道而兴；既然「道无以兴乎世，世无以兴乎道」，那么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隐矣」——纵使圣人并未躲进山林，他的德也自然隐没不显。「隐，故不自隐」——这种隐是时势使然，并非他刻意去隐藏自己。庄子由此为「隐士」正名：「古之所谓隐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发也」——真隐士并不是藏起身子不露面、闭住口不说话、掖着才智不施展，而是「时命大谬也」——只因时势与命运大相违逆。所以处世之则是：「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，则反一无迹」——逢着时命可大行于世，便回归浑一而不留痕迹；「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则深根宁极而待」——若时命不合而困穷于世，便深植其根、宁定其极，静以待时。这「深根宁极而待」便是「存身之道」——乱世中保全自身、不失其性的根本之道。——真隐士非刻意藏身，而是时命大谬：得时则行而无迹，失时则深根宁极以待——此为存身之道。

古之行身者，不以辩饰知，不以知穷天下，不以知穷德，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，己又何为哉！道固不小行，德固不小识。小识伤德，小行伤道。故曰：正己而已矣。乐全之谓得志。古之所谓得志者，非轩冕miǎn之谓也，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。今之所谓得志者，轩冕miǎn之谓也。轩冕miǎn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傥tǎng来，寄者也。寄之，其来不可圉yǔ，其去不可止。故不为轩冕miǎn肆志，不为穷约趋俗，其乐彼与此同，故无忧而已矣。今寄去则不乐，由是观之，虽乐，未尝不荒也。故曰：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

末段落到「立身」与「得志」的正解，并以一个尖锐的名号收束全篇。「古之行身者，不以辩饰知，不以知穷天下，不以知穷德」——古人立身，不拿口才去文饰才智、不拿才智去逞尽天下、不拿才智去耗尽其德，只是「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」（端正地安处本位而回归本性），别无所为。因为「道固不小行，德固不小识」——道不在琐碎的小作为里，德不在细巧的小聪明里；「小识伤德，小行伤道」，所以一句话：「正己而已矣」（端正自己罢了）。进而辨「得志」：「乐全之谓得志」——所谓得志，是内心之乐完满无缺；古人说的得志「非轩冕miǎn之谓也」，不是指高官厚禄（轩冕miǎn），而是「无以益其乐」，外物再加不上一分快乐。今人却把「轩冕miǎn」当得志，殊不知「轩冕miǎn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傥tǎng来，寄者也」——爵禄加身并非性命所固有，不过是偶然飘来、暂时寄托之物，「其来不可圉yǔ（拒），其去不可止」。所以真懂的人「不为轩冕miǎn肆志，不为穷约趋俗」——不因得爵禄而放纵、不因处穷困而随俗，得失之际「其乐彼与此同」，故能「无忧」。反观今人「寄去则不乐」，寄托一失就失落，可见其乐本是虚妄——「虽乐，未尝不荒（迷失）也」。于是庄子掷下全篇的定谳：「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」——把自己丧失在外物里、把本性迷失在世俗中的人，叫作「本末倒置之民」。——得志在「乐全」而非轩冕miǎn；把自己丢给外物、把本性交给世俗的人，正是本末倒置之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