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论泰伯第八

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

「泰伯」是周太王（古公亶父）的长子。太王有意传位幼子季历，以及季历之子昌（即后来的周文王）；泰伯察知父志，便与二弟仲雍yōng一同出走荆蛮、断发文身，把继承权让给季历一支。「三以天下让」之「三」言其再三、屡让，所让者非眼前之鲁国，而是日后周得天下之大业，故曰「天下」。「民无得而称焉」——他让得无迹可寻，百姓竟找不出话来称颂他：因为他让而不居其名，连让的痕迹都抹去了。孔子赞之为「至德」，正赞在这「让」字与这「无得而称」上：德之极处，是为善而不使人知，成全大业而自隐其功。本篇以泰伯之让发端，又以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」遥相收束，一头一尾两个「至德」，把全篇笼罩在「让」与「不居功」的气象里。——至德在让而无迹——成全了大业，却让人无从称颂。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；慎而无礼则葸；勇而无礼则乱；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

「葸」读 xǐ，畏缩、怯懦；「绞」读 jiǎo，急切刻薄、伤人。孔子连举四病：恭敬而不合礼则徒然劳扰，谨慎而不合礼则流于畏葸，勇敢而不合礼则酿成祸乱，直率而不合礼则尖刻伤人。可见恭、慎、勇、直本是好品质，却都须以「礼」来裁度节文，否则美德反成弊病——这与《学而》有子「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」一脉相承，正是孔门「以礼节之」的分寸。后半忽转向在上位者：「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」——居上者厚待亲族，百姓便兴起仁厚之风；「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」——不遗弃故交旧友，民风便不至于浇薄（偷，苟且、刻薄）。由个人之德推及风俗教化，仍是孔子「上行下效」的政教观。——恭慎勇直都要礼来节制，否则好品质也会变成毛病。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，启予手。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”

曾子病重，把门弟子叫到跟前，说：「启予足，启予手」——掀开被子看看我的脚、看看我的手（启，开、揭）。继而引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：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」，形容一生守身之谨：戒慎恐惧，像站在深渊边、踩在薄冰上。「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」——从今往后，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毁伤身体了，弟子们啊！曾子以孝著称，《孝经》托其名而作，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」正是其念。故临终验看手足之全，是确认一生守身完整、对得起父母——这是把「孝」做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此章语极朴而情极深：一位老者在死前长舒一口气，因为他终于守住了那份完整。全篇集中记曾子之言，此为其一，开「曾子临终数章」之首。——守身如临深渊薄冰，到死方敢说一句「我终于免了」。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笾biān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
孟敬子，鲁国大夫仲孙捷，来探病。曾子郑重进言：「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」——以将死之言为至诚，请对方郑重听取。继而拈出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：「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」——举止容态端庄，就能远离粗暴怠慢；「正颜色，斯近信矣」——神色端正诚恳，就接近于诚信；「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」——言辞语气讲究，就能远离粗鄙背理（倍，同「背」，乖戾lì）。末句「笾biān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」——至于祭祀礼器（笾biān biān、豆，竹木所制礼器）这类琐细仪节，自有专管的官吏（有司）去料理。曾子要孟敬子明白：为政者当先正自身的容貌、颜色、辞气这三件大处，而非斤斤于器物末节。临终犹以此告诫执政大夫，可见其用心之切。——为政先正自身的容色辞气，礼器小节自有专人去管。

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；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

「校」读 jiào，计较、报复。曾子追述一位亡友的修养：自己有才能，却向无才能者请教；自己见闻多，却向见闻少者请教；明明有学问，却像没有一样；明明充实，却像空虚一样；受到冒犯，也不计较。「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」——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这样修身。历来注家多以「吾友」指颜渊：唯颜子之虚怀谦下、不伐不争，足当此语。这一连串「以能问于不能……犯而不校」，写的是一种极深的谦德——不是没有才学，而是有而能藏、能下、能让，正与本篇首章泰伯之「让」、与孔子赞颜渊「不迁怒，不贰过」的气象相通。曾子举亡友为镜，亦是自勉勉人。——真有学问的人，反能藏才下问、受辱不争——这才是大谦德。

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

「六尺之孤」指年幼丧父的国君（古尺短，六尺约当未成年；孤，幼而无父）；「百里之命」指一国的政令命脉（百里，诸侯之国）。曾子说：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、可以把一国的存亡大命交给他，到了生死存亡的大关头而节操不可动摇——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」是自问自答：这样的人算君子吗？算君子！三句层层加码，从受托孤、受国命，直推到「临大节而不可夺」，勾出一个可托重任、临难不变的栋梁形象。这与上章颜渊式的「谦」恰成两面：一面是虚己下人，一面是临难不夺——合起来才是曾子心中完整的「君子」。后世「托孤寄命」「临大节而不可夺」遂成评价忠臣志士的定语。——可托孤、可寄命、临死生大节而不变心——这才配称君子。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「弘」是宽广、心量大，「毅」是刚强、能担当；「弘毅」即器局宏阔而意志坚卓。曾子说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因为他「任重而道远」——担子重，路途远。何以见其重？「仁以为己任」——把实现仁道当作自己一生的责任，担子还不够重吗？何以见其远？「死而后已」——到死方休，路程还不够远吗？这是《论语》中论「士」之责任最壮阔的一章：把「仁」从一种内心德性，提为士人毕生肩负、至死不释的使命。一个「任」字见担当，一个「远」字见恒久，「死而后已」四字尤为后世志士所诵，诸葛亮《后出师表》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」即化用其意。曾子之学笃实沉重，此章正是他生命分量的写照。——把仁当作毕生扛到死的担子，所以士非心宽志坚不可。

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此章三句六字，是孔子论教化次第的纲领。「兴于《诗》」——人格的成长从《诗》开始：《诗》能感发人的性情、兴起向善之心；「立于礼」——继而以礼来立身，使举止有节、卓然自立；「成于乐」——最终以乐来涵养性情、调和身心，使德性圆熟、浑然天成。三者由情之兴发（诗），到行之卓立（礼），再到性之和成（乐），是一条由内而外、由立而化的成德之路。孔子重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之教，于此见其相生相成的整体：《诗》启其端，礼定其形，乐臻其化。本篇前有「礼」（恭而无礼则劳）、后有「乐」（《关雎》之乱），此章正是中枢，把诗、礼、乐三者贯成一气。——成德有次第：诗感发其心，礼卓立其身，乐圆成其性。

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此章八字，是《论语》中断句争议最大者之一，须客观交代历代歧解。通行旧读为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——可以使百姓照着（道）去做，却难以使他们个个明白其所以然。汉唐至朱熹多主此读，谓百姓日用而不知，非愚民，乃势所难尽喻。然此读易被误作「愚民政策」，故后世颇有异断：一作「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」——百姓可（明理）了，就放手让他们自行；不可，则教导使知。一作「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」。这些新断多出于近代，意在为孔子开脱愚民之嫌。平心而论，以古汉语句法与《论语》他处文例衡之，旧读最为顺当；其本意当是慨叹「使民知」之难，而非主张「不使民知」，更非愚民。读此章，知有此争议、不强作一解为宜。——此句断法历来纷争：旧读叹使民知之难，未必是主张愚民。

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「疾」是憎恶、痛恨。孔子指出两种致乱之由：「好勇疾贫，乱也」——逞勇好斗又痛恨贫穷的人，容易铤而走险、酿成祸乱；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」——对不仁之人痛恨得太过分，把他逼到绝路，也会激出乱来。前句说当事者自身，后句说对待他人之道，看似两事，实有相通的分寸：无论是处贫、还是处恶，都怕一个「过」。尤其后句极见孔子待人之恕：恶不仁固是应当，但若「疾之已甚」、不留余地，反会把人逼成更大的祸患。这与《微子》「无可无不可」、与孔子一贯的「中」正相呼应——憎恶也要有度，过犹不及。——对恶人恨得太狠、把人逼到绝路，反而会激出更大的乱子。

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周公旦是孔子最景仰的古圣，制礼作乐，才德兼隆。孔子却说：纵使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之美，「使骄且吝」——假如他既骄傲又吝啬，那「其余不足观也已」——其余的一切也就不值一看了。「骄」是自满凌人，「吝」是悭刻不施；一骄一吝，恰是「德」上的两大破口。孔子以最高的「才」（周公之才）作衬，正为突出：才再高，若德有骄吝之病，便全盘落空。此承本篇重「德」轻「才末」的一贯主张——前有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而「笾biān豆之事则有司存」，后有「才难」之叹；孔门论人，始终以德统才，不以才掩德。——才华再高，只要又骄又吝，这个人就再没什么可看的了。

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

「谷」即俸禄（古以谷米为禄），此处代指做官求禄之心。「不至于谷」一句旧解略有出入：通行解为「学了三年，而心思不放到求禄上去」，即专心向学、不汲jí汲jí于禄利；亦有解「至」为「及」，谓学三年而仍未能得禄者。依前解最合孔门旨趣：能潜心学问三年而不动求禄之念，这样的人「不易得也」——实在难得。孔子并非反对仕禄（「学也禄在其中矣」），而是叹学者多以学为干禄之阶、难得有为学问而学问者。此与《里仁》「君子谋道不谋食」、本篇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同一关怀：为学当先立其志于道，禄自在其中，不可倒置。——肯专心学三年而不动求官念头的人，实在难得。

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

「见」读 xiàn，同「现」，出仕显达。此章是孔子论士人出处进退的纲领。「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」——坚定地信道、努力地求学，至死守护善道：这是立身的根基。「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」——将乱之邦不去，已乱之邦不留，是明哲保身、不轻蹈危地。「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」——世道清明就出来做事，世道昏乱就隐退自守。末两句尤为精警：「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」——国家清明而自己仍贫贱，是无能、是耻；「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」——国家昏乱而自己却富贵，多半附逆苟得，更是耻。一句话把「出处」与「义」绑定：进退不看利害，而看邦之有道无道、看所得是否合义。此与《泰伯》守身、《卫灵公》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」同属孔门处世之道。——进退看的是邦之有道无道：治世该有为，乱世富贵反是耻。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此章八字，传诵极广。「位」是职位，「政」是该职位分内之事。孔子说：不处在那个职位上，就不去谋划那个职位上的事。其意不是教人冷漠旁观、事不关己，而是讲一种各守其分、不越俎zǔ代庖的政治分寸：既无其权责，便不宜妄议干预其事，以免名实相紊、政出多门。《宪问》篇再出此语，且曾子续以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相发明——君子所思所谋，不越出自己的本分职守。此与孔子「正名」之论相通：名分既定，各司其职，是为政有序的根本。后世遂以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」为安守本分、不妄议越权的常语。——没坐那个位子，就别去谋那个位子的事——各守本分。

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「师挚」是鲁国的太师（乐官之长），名挚；「始」指乐曲的开端（升歌部分）。「乱」是乐曲的终章、合奏高潮（古乐章末段众器合奏曰「乱」，非紊乱之意）。「《关雎》之乱」即以《关雎》之诗合乐而成的终章。孔子说：从太师挚开始演奏，到《关雎》的终章，那乐声「洋洋乎盈耳哉」——丰美盛大，充满了耳朵！这是孔子听乐后的由衷赞叹，写一场完整雅乐演奏的美盛。本篇前有「成于乐」，此章正以一段亲历的乐事印证「乐」之感人：好的乐，能使人如沐其中、满耳皆是。孔子论乐重其「和」与「正」（《八佾yì》「《关雎》乐而不淫」），此叹其声之盛美，亦见其知乐爱乐之深。——从太师起奏到《关雎》终章，那满耳的乐声丰美得令人沉醉。

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悾悾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「侗」读 tóng，幼稚无知；「愿」是谨厚老实；「悾悾」读 kōng kōng，诚恳、空无心机之貌。孔子连举三种自相矛盾的人：「狂而不直」——狂放却不直率（狂者本当率直）；「侗而不愿」——幼稚无知却不谨厚老实；「悾悾而不信」——看似诚恳老实却不守信。三者皆「名实相违」：本该随其性情而来的好处一概没有，只剩下狂、侗、悾的短处。「吾不知之矣」——这样的人，我真不知该拿他怎么办、也看不懂他了。孔子论人，狂狷愚直各有可取（如《子路》「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」），唯独这种「有其短而无其长」、表里乖违之人最难措手。此章正见孔子察人之细。——狂却不直、愚却不厚、看似诚恳却不守信——这种人最难懂。

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

此章八字写为学的紧迫与战兢。「学如不及」——求学好像总追赶不上，唯恐落后、唯恐来不及；「犹恐失之」——即便追上了、学到了，还生怕把它丢失了。一「不及」一「恐失」，把好学者那种又怕赶不上、又怕守不住的心情写得入木三分。这正是《论语》反复申说的「好学」之态：不是悠游自得，而是如饥似渴、念兹在兹。与本篇「三年学，不至于谷」「笃信好学」相呼应，也与首篇「学而时习」、《子罕》「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kuì」同一精神——为学最忌自满止步，贵在那份永不松懈、唯恐失坠的进取心。——学问要像永远追不上、又怕丢掉那样，才叫真好学。

子曰：“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。”

「巍巍」读 wēi wēi，高大崇高之貌。「与」读 yù，参与、私有、占有。孔子赞叹：「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」——多么崇高啊！舜和禹贵为天下之主，却好像并不把天下据为己有、不以位为乐。「不与焉」三字是题眼：他们身居至尊而无一毫自私自利之心，以天下为公器，只尽其职而不享其私——这正是「公天下」的气象。此章承首章泰伯「让天下」而来：泰伯让而去之，舜禹居其位而不私之，一去一居，同归于「不私天下」的至德。本篇于篇末连记尧、舜、禹、周之德，把「让」与「不与」推到上古圣王身上，为「至德」立下最高的典范。——舜禹贵为天子却毫不把天下当私产——这是公天下的崇高。

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”

此章是孔子对尧的最高礼赞。「大哉尧之为君也！」——尧作为君主，真伟大啊！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」——天最为高大，而唯有尧能效法天（则，效法）：把尧的德比之于天，是赞辞的极致。「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」——尧的恩德广远无边，百姓竟无法用言语称名它（荡荡，广大）。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」——他的功业巍然崇高；「焕乎其有文章」——他制定的礼乐制度文采焕然（焕，光明；文章，礼乐法度之美）。「民无能名焉」与首章泰伯「民无得而称焉」遥相呼应：至高之德，皆非言语所能称名。孔子论尧，既赞其「则天」之德，又赞其「成功」「文章」之业，德业并隆，为后世「祖述尧舜」立下根基。——尧之德高得能比天，恩泽广得百姓都说不出名字来。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yú之际，于斯为盛；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

「乱臣」之「乱」此处训「治」（古「乱」有治理义），「乱臣十人」即十位能治国的良臣。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大治；武王自称「予有乱臣十人」——我有十个能治理的能臣。孔子由此发「才难，不其然乎」之叹——人才难得，不正是这样吗？「唐虞yú之际，于斯为盛」——唐尧虞yú舜以来，人才之盛莫过于周初这时；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」——十人中还有一位是妇人（旧说指文母太姒，或谓邑姜），实际治国的男臣不过九人——更见人才之难。末乃归到周文王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」——已据天下三分之二，却仍以臣礼事奉殷商，不肯遽取，故曰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」。此「至德」与首章泰伯「至德」首尾相扣：泰伯让国、文王服殷，周室之兴，全在一个「让」与「不取」上。——周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却仍臣事殷商——这份不取之德，与泰伯之让同高。

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黼fǔ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

「间」读 jiàn，缝隙、可挑剔之处；「无间然」即挑不出一点毛病。「黼fǔ冕」读 fǔ miǎn，祭祀的礼服礼冠；「沟洫」读 gōu xù，田间水道、水利工程。孔子说：对于禹，我挑不出一点可批评的了！「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」——自己饮食菲薄，却把祭品办得丰盛以尽孝于鬼神；「恶衣服而致美乎黼fǔ冕」——自己穿得粗陋，却把祭服礼冠做得华美；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」——自己住得简陋，却竭力兴修水利以利百姓。三句皆是「薄于自奉而厚于公事」：于己俭啬，于鬼神、于民生则极尽其美其力。首尾两叹「吾无间然矣」，是孔子赞人之辞中最重的一句。全篇以禹之「克己奉公」收束，正与开篇泰伯之「让」、舜禹之「不与」合成一条「不私其身、以天下为重」的至德主线。——自己省吃省穿省住，却把祭祀和水利办到极致——禹真无可挑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