宪问耻,子曰:“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,耻也。”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,可以为仁矣?”子曰:“可以为难矣,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全篇以原宪问「耻」发端。「宪」即原宪,字子思,孔子弟子,清介守节之士。「谷」读 gǔ,指俸禄(古以谷米为禄)。孔子答:「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,耻也」——国家政治清明时领俸禄(出仕有为,可也);国家无道时还白领俸禄(尸位素餐、无所匡正),那就是可耻的了。其意非谓有道则当仕、无道则当隐,乃刺「无道之世犹恋禄位而无所作为」之可耻。下接或人(一说仍是原宪)再问: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,可以为仁矣」——好胜(克)、自夸(伐)、怨恨(怨)、贪欲(欲)四者都能不行(克制住),可算是仁吗?孔子答:「可以为难矣,仁则吾不知也」——可算是难能可贵了,至于是不是仁,我就不知道了。孔子论仁,向来严而不轻许:制伏四病是「克制」之功,尚属消极的「不为」,未到积极的「爱人」「为仁」之境,故只许其「难」而不许其「仁」。全篇以「耻」「仁」开篇,正点出本篇修己知耻、严辨仁与近仁的主调。——无道之世犹恋禄而无为,可耻;制伏四病只是「难能」,尚未到「仁」。
子曰:“士而怀居,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孔子说:「士而怀居,不足以为士矣」——「怀」是留恋、贪恋,「居」指安逸的居处生活。一个士人若贪恋安逸、留恋家室之安,就不配称为士了。「士」本志于道、当以天下为念,岂可系心于一身之安逸?若耽于居处之乐而忘其志,则虽名为士,实已失士之本。此章极短而锋利,正承上「宪问耻」之旨:士之可贵在有所担当、有所不安于现状,故「怀居」便是士之耻。孔门论士,《子路》有「行己有耻」、本篇有「怀居非士」,皆把「士」立在超越一己安逸、志道任事的高处。一句话敲醒安于小成、溺于安逸者:士者,不当以一身之安为念。——士若贪恋安逸便失其本——志道任事者,不当以一身之安为念。
子曰:“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无道,危行言孙。”
「危」此处是「正直、高峻」之义,非危险;「孙」读 xùn,同「逊」,谦逊、退让。孔子说:「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无道,危行言孙」——国家有道时,言语正直、行为正直(言行皆可直道而行);国家无道时,行为仍要正直,但言语要谦退收敛。此章见孔子处乱世之分寸:行不可不直——立身行事,无论治乱皆当守正;而言可因时而敛——逢无道之世,直言贾祸而无益,故言宜逊以避害、行仍直以守节。可见孔子非愚直,亦非乡愿:守正于行(不变其守),知几于言(识时务而不强聒)。这与《卫灵公》「邦有道如矢,邦无道如矢」(赞史鱼之直)、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」(赞蘧伯玉之知几)相参,正见守正与知时的两面。——行无论治乱皆当直,言则可因世之有道无道而直或敛——守正而知时。
子曰:“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孔子说:「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;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」——有德的人必有可传之言(德充则言自善),但能言善辩的人未必有德;有仁的人必有勇(仁者见义必为,故有勇),但逞勇的人未必有仁。两句句式相同,皆辨「本」与「末」、「全」与「偏」之别:德、仁是本是全,言、勇是末是偏;有本者必兼其末,有末者未必有其本。故不可因人能言便许其有德,不可因人有勇便许其有仁——德言之间、仁勇之间,须分清主从。此与《学而》「巧言令色,鲜矣仁」、本篇严辨仁与近仁同一机杼:孔门论人,最重内里之德仁,而不为外见之言勇所惑。由德而言、由仁而勇,是顺;徒言徒勇而无德无仁,是逐末忘本。——德者必有善言、仁者必有勇,反之未必——论人当辨内里之本,勿为言勇所惑。
南宫适问于孔子曰:“羿善射,奡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;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,子曰:“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!”
南宫适(kuò),即南容,孔子弟子,孔子尝以兄之子妻之。他问孔子:「羿善射,奡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」——羿(yì,善射之古英雄)擅长射箭,奡(ào,古之力士)能在陆地荡舟(极言其力),二人都恃武力而不得好死;「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」——大禹治水、后稷教稼,亲事农耕(躬稼),却终得天下。南宫适以古事相较,意在「尚德不尚力」:恃力者亡,务德者兴。孔子当时不答(夫子不答),待他出去后才赞:「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」——这个人真是君子啊!真是崇尚德行啊!孔子不当面赞,是嘉其问之得体而不欲面誉;待其出而叹,正见许之之深。南宫适以禹稷之德对羿奡之力,深契孔门「为政以德」「德胜于力」之旨,故孔子两叹「若人」以重许之。——恃力者羿奡不得好死、务德者禹稷得天下——南宫适尚德之问,孔子两叹「君子」。
子曰: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,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
此章及下章皆短,论君子、论爱忠,可合观。孔子说: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,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」——称得上君子的人,偶有不仁的时候(一时之失,间或有之);但小人则从来没有能仁的。君子志于仁而力行之,然仁须臾不离方为纯,偶有间断而不仁者,势所难免,故曰「有矣夫」;小人本无志于仁,自然「未有」能仁者。此章辨君子小人于「仁」上的根本之别:不在君子无一失,而在君子向仁、小人背仁。可见孔子论仁之严:连君子都难保时时皆仁,足见仁之难能、守之不易,正与本篇「克伐怨欲不行……仁则吾不知」同一审慎——仁非易许,亦非易守。——君子也偶有不仁之时,小人则从无能仁者——见君子向仁、仁之难守。
子曰:“爱之,能勿劳乎?忠焉,能勿诲乎?”
孔子说:「爱之,能勿劳乎?忠焉,能勿诲乎」——真爱一个人,能不让他劳作磨炼吗?真忠于一个人,能不规劝教诲他吗?「劳」谓使之勤劳、历练,「诲」谓直言规劝、教导。此章揭出「爱」与「忠」的真谛:真正的爱不是一味姑息纵容,而是肯使其劳苦磨砺、成其德业;真正的忠不是一味顺从迎合,而是肯直言规谏、匡其过失。若爱而不劳、忠而不诲,是溺爱、是阿谀,反害其所爱所忠之人。故为父母者爱子,须使其历练;为臣下者忠君,须敢于规谏——这与《先进》「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」、本篇「勿欺也,而犯之」(论事君)相通:孔门之「忠」「爱」,皆以成就对方、敢于逆耳为真,非以顺从姑息为能。——真爱者使之磨炼、真忠者敢于规谏——姑息顺从反是害人。
子曰:“为命,裨谌草创之,世叔讨论之,行人子羽修饰之,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
「命」指外交辞令、盟会文书。「裨谌」读 bì chén,「子羽」「子产」皆郑国贤大夫。孔子说:郑国制作外交辞命,由裨谌起草(草创),世叔(即子大叔)审议讨论(讨论),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饰(行人,掌外交之官),最后由东里子产润色定稿(润色)。一道辞命,经四贤之手、四道工序而成,可见郑国政事之慎重、人才之济济、分工之得当。孔子叙此,正含称许:郑虽小国而能立于晋楚之间,正赖如此审慎的政事与众贤的协力。子产为郑国名相,孔子素所推重(下章即称其「惠人」),此章借「为命」一事,见贤臣分职、集思广益而后成事之美,亦暗合本篇论政、论贤之主线——成大事须众贤分职、慎重将事,非一人所能办。——一道辞命经四贤分职润色而成——见郑国政事之慎、众贤协力之美。
或问子产,子曰:“惠人也。”问子西,曰:“彼哉,彼哉!”问管仲,曰:“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,饭疏食,没齿无怨言。”
有人请孔子评点当世人物。问子产,孔子答「惠人也」——是个施恩惠于民的人(子产宽政爱民,故曰惠人)。问子西(楚令尹,一说郑大夫),孔子只答「彼哉,彼哉」——他呀,他呀(不置可否,含轻贬之意)。问管仲,孔子答:「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,饭疏食,没齿无怨言」——「人也」犹言「是个人物」(许其有为);他剥夺了大夫伯氏骈邑的三百户采地,使伯氏(沦为)吃粗粮(饭疏食),可伯氏直到老死(没齿,终身)都无怨言。意谓管仲处事公正、夺之有理,故被夺者虽贫而终身无怨——足见其行事服人。此章评三人,褒贬轻重判然:子产许其惠、子西鄙而不论、管仲许其能服人。对管仲的称许,正为下文两章详论管仲之「仁功」张本——孔子论管仲,始终着眼于其事功之济世服人,此为先声。——子产惠民、子西不足道、管仲处事公正使人终身无怨——评点之间褒贬分明。
子曰:“贫而无怨难,富而无骄易。”
孔子说:「贫而无怨难,富而无骄易」——处于贫困而能毫无怨尤,是很难的;处于富贵而能不骄矜,则相对容易。其理深切人情:贫者常受困厄煎迫,欲其无怨,须有极高的修养与安命之心,故「难」;富者只须自抑其气、不矜不夸即可,比之贫者无怨,相对易为,故「易」。此非谓富而无骄不足道,乃就难易相形而言,凸显「贫而无怨」之尤难。与《学而》子贡章「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」、「贫而乐,富而好礼」对看:彼以「乐」「好礼」为进境,此以「无怨」「无骄」论难易,皆见孔门于贫富之际最重内心的安顿——尤许那能在困厄中不怨不尤的修养。——贫而不怨难、富而不骄易——最见修养的,是困厄中不怨不尤。
子曰: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,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”
「孟公绰」是鲁国大夫,以廉静寡欲著称(下章「公绰之不欲」即指此)。「老」指卿大夫之家臣之长(家老);「赵、魏」是晋国的大家族,「滕、薛」是小国。孔子说:孟公绰做赵、魏这样大家族的家老,是绰绰有余的(优,有余);却不可以做滕、薛这样小国的大夫。其理在量才适用:大家族之家老,事务清简,重在德望清静,公绰之廉静正宜;小国之大夫,须综理政务、应对繁剧,公绰之才则不足任。可见孔子论人,贵在知其器之所宜:人各有长短,用得其当则优、用非其宜则绌。此与《颜渊》「举直错枉」、本篇评点诸贤同一识人之明——知人之要,不在泛论其贤否,而在能辨其才之大小所宜,量才而用。——公绰宜为大家家老而不宜为小国大夫——知人在量才之所宜,非泛论贤否。
子路问成人,子曰:“若臧武仲之知、公绰之不欲、卞庄子之勇、冉求之艺,文之以礼乐,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曰: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?见利思义,见危授命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,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子路问怎样才算「成人」(完美、完全之人)。孔子先答其全者:「若臧武仲之知、公绰之不欲、卞庄子之勇、冉求之艺,文之以礼乐,亦可以为成人矣」——兼有臧武仲的智(知,同智)、孟公绰的清心寡欲、卞庄子的勇、冉求的多才(艺),再用礼乐加以文饰调和(文之以礼乐),也就可算完人了。可见「成人」须智、廉、勇、艺诸德兼备,又以礼乐贯通成章——德目之全、又文之以礼乐之和。孔子知此境难能,故退一步: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」——如今的完人何必这样求全?「见利思义,见危授命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,亦可以为成人矣」——见利能想到义(不苟取)、遇危能献出生命(授命)、长久处于穷困(久要,长久约困)而不忘平日的诺言,也可算完人了。前者论全德之成人,后者就义、勇、信三事立可行之标准——「见利思义」遂成传世名训,为后世辨义利之准。——成人当智廉勇艺兼备、文以礼乐;退而言之,见利思义、见危授命、久困不忘信,也是完人。
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:“信乎,夫子不言,不笑,不取乎?”公明贾对曰: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,人不厌其言;乐然后笑,人不厌其笑;义然后取,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:“其然?岂其然乎?”
「公叔文子」是卫国大夫,「公明贾」是卫人。孔子向公明贾求证:听说公叔文子「不言、不笑、不取」(不说话、不笑、不取财),是真的吗?公明贾答:「以告者过也」——告诉您这话的人说过了头。实情是:「夫子时然后言,人不厌其言;乐然后笑,人不厌其笑;义然后取,人不厌其取」——他是到该说时才说,故人不厌其言;真高兴了才笑,故人不厌其笑;合于义才取,故人不厌其取。孔子半信半疑:「其然?岂其然乎」——是这样吗?难道真这样吗?此章揭出一种极高的处世分寸:言、笑、取本是寻常,难在一个「然后」——言必待其时、笑必由其乐、取必合于义,无一苟且,故人皆不厌。「时然后言,义然后取」遂成立身处世的高标:不是不言不取,而是言取皆中其节、发必以正。——该说才说、该笑才笑、该取才取——言笑取皆中其节,故人不厌,处世之高标。
子曰: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,虽曰不要君,吾不信也。”
此章及下章皆短论,评臧武仲、晋齐二公,可合观。「防」是臧武仲的封邑,「要」读 yāo,要挟。臧武仲因得罪出奔,后据守防邑,请求鲁君为臧氏立后(保存其宗族封地)。孔子评:「虽曰不要君,吾不信也」——虽然有人说他没有要挟国君,我是不信的。盖据邑以请,名为请求、实含要挟(你不立我后,我便据防不去),故孔子不信其「不要君」。前章方称臧武仲之「知(智)」(成人章),此章却讥其「要君」之失,正见孔子论人不掩其短、各就一事而评:智者亦有不正之时。下章「晋文公谲而不正,齐桓公正而不谲」——「谲」读 jué,诡诈;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,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。二章皆见孔子评人之「正」与「不正」:要君者不正、谲者不正,于细事大节间,处处以「正」为衡,为下文论管仲许其「正而不谲」之功埋下伏笔。——据邑请立后,名请实挟,孔子不信其「不要君」——评人以「正」为衡,不掩其短。
子曰:“晋文公谲而不正,齐桓公正而不谲。”
「谲」读 jué,诡诈、权变诈术。孔子说:「晋文公谲而不正,齐桓公正而不谲」——晋文公(重耳)行事诡诈而不够正派,齐桓公(小白)正派而不用诡诈。二公皆春秋霸主,孔子各下一字之评:一「谲」一「正」,褒贬立判。晋文公多用权诈成霸(如城濮之战退避三舍而设伏、召周天子而讳言),故曰「谲而不正」;齐桓公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,多以正道相号召(尊王攘夷、不以诈取),故曰「正而不谲」。此章紧接下文论管仲——管仲正是齐桓公之相,桓公之「正」,多赖管仲之辅。孔子先许桓公之「正」,正为下两章盛许管仲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」「一匡天下」之仁功张本:桓公之正、管仲之功,本是一事的两面。——晋文公诡诈、齐桓公正派——一字定褒贬,为下文盛许管仲之功张本。
子路曰:“桓公杀公子纠,召忽死之,管仲不死,曰未仁乎?”子曰:“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,如其仁!”
此章及下章是全篇论管仲之重心,须详讲,见孔子评管仲之复杂分寸。先须明史事:齐襄公乱,公子纠、公子小白(即桓公)争立;管仲、召忽本事公子纠,小白先入立为桓公,杀公子纠。召忽为公子纠殉死(召忽死之),管仲却不死,反辅佐杀其旧主之桓公。子路据此质疑:「管仲不死,曰未仁乎」——管仲不为旧主死节,该说他不仁吧?这正是儒家「死节」观念下对管仲的最大责难。孔子却不以「不死」责之,而许其大功:「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,如其仁」——桓公多次会合诸侯(九合,言其多)而不靠武力(不以兵车,谓以德义号召、免天下兵燹),这都是管仲的功劳啊。这就是他的仁了,这就是他的仁了!孔子两叹「如其仁」,是以管仲安定天下、免民于兵祸的大功,许之为「仁」——此「仁」非指其私德之全,而指其事功之及于天下苍生。可见孔子论仁,于个人死节之小信与济世安民之大功之间,毅然取其大者,不以管仲不死旧主而抹其安天下之功,立论极有分寸。——管仲不死旧主,孔子不以为不仁,反两叹「如其仁」——许其免天下于兵祸的济世大功。
子贡曰:“管仲非仁者与?桓公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。”子曰:“管仲相桓公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
承上章,子贡再以「不死」责管仲:「管仲非仁者与?桓公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」——管仲不是仁者吧?桓公杀了公子纠,他不能殉死,反倒去做桓公的相。孔子的回答,是评管仲最完整、最深刻的一段:「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」——管仲辅佐桓公,称霸诸侯、匡正天下(一匡,一举匡正),百姓直到今天还蒙受他的恩泽。「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」——「微」是「没有」;倘若没有管仲(尊王攘夷、抵御戎狄),我们怕早已披散头发、左开衣襟(被发左衽,沦为夷狄之俗)了!「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」——(管仲岂能)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(谅,小信),在山沟里自缢(自经,上吊;沟渎,山沟)而无人知晓呢?孔子明白点出:管仲若为公子纠死节,不过是「匹夫匹妇之谅」的小信小义,默默无闻而已;他不死而成就攘夷安夏的大功,泽被苍生,这才是真正的大仁。此章把孔子评管仲的复杂态度和盘托出:一面,他并不讳言管仲「不能死」「器小」(《八佾》)之失;另一面,他坚决以「保种存华、安民免祸」的事功许其为仁。可见孔门论仁,于「守节之小信」与「济世之大功」之间,断然以利泽天下者为重——这是孔子仁学中极重要的一个判断:仁的最高境界,不在一己之全节,而在功及万民、文明赖以不坠。——无管仲则华夏沦为夷狄——孔子以攘夷安民的大功许管仲之仁,重济世而轻死节之小信。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,子闻之,曰:“可以为‘文’矣。”
此章及下二章皆短,评公叔文子、卫灵公、言行,可合观。「僎」读 zhuàn,公叔文子的家臣。公叔文子推荐自己的家臣僎,使之与自己一同升为卫国的公朝大夫(同升诸公,同列于公朝)。孔子听说后,评道:「可以为『文』矣」——(凭这一点)他够得上谥号『文』了。「文」是美谥,含勤学好问、惠民举贤等义。公叔文子不私其臣、举贤同升,能成人之美、不嫉下之贤,正合「文」之德,故孔子许其谥。此与《颜渊》「成人之美」、本篇评点诸贤同一着眼:举贤而不私、容下而能升,是大臣难得之雅量。下章「子言卫灵公之无道」——孔子说卫灵公无道,季康子问:既然如此,怎么不亡国(奚而不丧)?孔子答:因有仲叔圉治外交、祝鮀(tuó)治宗庙、王孙贾治军事,三贤各当其任,故不亡。可见用人得当,虽君无道亦可不亡——仍归到「举贤任能」之效。——举家臣与己同列公朝、不私不嫉,足当美谥「文」——大臣之雅量在容贤举贤。
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,康子曰:“夫如是,奚而不丧?”孔子曰:“仲叔圉治宾客,祝鮀治宗庙,王孙贾治军旅,夫如是,奚其丧?”
孔子谈到卫灵公的无道,季康子问:「夫如是,奚而不丧」——既然这样无道,为什么没有亡国(丧,灭亡)?孔子答:「仲叔圉治宾客,祝鮀治宗庙,王孙贾治军旅,夫如是,奚其丧」——「鮀」读 tuó。仲叔圉主持外交接待(治宾客),祝鮀掌管宗庙祭祀,王孙贾统领军队(治军旅),如此各得其人、各当其任,怎么会亡国呢?此章揭出一个深刻的政治道理:国之存亡,不全系于君之贤否,更系于是否用人得当。卫灵公虽无道,却能用此三贤分掌外交、宗庙、军事,三大要务皆得其人,故国得不亡。可见「举贤任能、各当其职」之效,足以补君德之缺、维国势于不坠。孔子论政,一面归本于君之正身(《颜渊》《子路》),一面也极重用人之当——此章正从「用人」一端,补足其论政之全。与上「公叔文子升僎」、《子路》「举贤才」相参,皆见孔门重贤、知人善任之旨。——卫灵公虽无道而不亡,因三贤各当外交、宗庙、军事——用人得当可补君德之缺。
子曰:“其言之不怍,则为之也难。”
「怍」读 zuò,惭愧。孔子说:「其言之不怍,则为之也难」——一个人说大话而毫不惭愧(夸口轻易、面不改色),那么真要他做到,就难了。意谓:言而不怍者,多是言过其实、轻于许诺之人;唯其轻言,故难于践行。反之,知行事之难者,出言必慎(如《颜渊》「仁者其言也讱」),不肯轻易夸口。此章针砭轻言夸口之病:大言不惭,正是难以践行的征兆。与本篇下文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」、《里仁》「古者言之不出,耻躬之不逮」一脉相承——孔门最戒言过其行、轻诺寡信,贵在言顾其行、出必以慎。看一个人能否做到,先看他说话时怍不怍:那大言不惭者,往往正是难副其言者。——说大话面不改色的人,多半难以做到——大言不惭正是难以践行之征。
陈成子弑简公,孔子沐浴而朝,告于哀公曰:“陈恒弑其君,请讨之。”公曰:“告夫三子。”,孔子曰:“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,君曰‘告夫三子’者!”之三子告,不可。孔子曰:“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。”
此章记孔子晚年一桩大事,见其守礼尽分之诚。「陈成子」即齐大夫陈恒(田常),「简公」是齐君;陈成子弑杀齐简公,是以臣弑君的大逆。孔子虽已致仕,闻之仍郑重「沐浴而朝」(斋戒沐浴而后上朝,以示郑重),告于鲁哀公:「陈恒弑其君,请讨之」——请出兵讨伐这弑君的乱臣。哀公无权(鲁政在三家),推说「告夫三子」——去告诉那三位大夫(季孙、孟孙、叔孙)吧。(原文此处『“告夫三子。”,孔子曰』夹一标点,乃底本之旧。)孔子退而自语:「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,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」——我曾忝居大夫之列(从大夫之后,谦辞),按礼不敢不报告;君却叫我去告三子。于是又去禀告三家(之三子告),三家不肯(不可)。孔子再叹:「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」——按我曾为大夫的本分,不敢不报告罢了。此章动人处,正在孔子明知讨齐之议必不见行,却仍「沐浴而朝」、再三禀告——他所尽者,是「臣讨弑君之贼」的大义与「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」的本分。可见孔子之守礼尽分,不计成败、不问可否,唯求无愧于义,正是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(本篇下文)精神的写照。——明知讨齐必不行,孔子仍沐浴而朝、再三禀告——尽臣讨贼之义、守本分而不计成败。
子路问事君,子曰:“勿欺也,而犯之。”
此章及下数章皆短,论事君、君子上达、学者为己等,分量轻者数事合观,重者单提。子路问事奉国君之道,孔子答:「勿欺也,而犯之」——不要欺瞒(君),而要敢于犯颜直谏(犯,犯颜、当面谏诤)。「勿欺」是忠之底线:事君以诚,不可阳奉阴违、欺上瞒下;「犯之」是忠之极致:见君有过,宁犯颜冒怒而直谏,不可阿谀顺从。二者一消极一积极,合成孔门「以道事君」之忠:忠不是顺从,而是不欺其君、敢谏其过。此与本篇「爱之能勿劳,忠焉能勿诲」、《先进》「勿欺也,而犯之」之旨相通——真正的忠臣,不在顺旨承欢,而在敢于逆耳尽言。子路刚直敢言,孔子正以「勿欺而犯」许其所长、亦勉其守正:事君之忠,正在此「犯」字。——事君不欺瞒、敢犯颜直谏——忠不在顺从,而在敢于逆耳尽言。
子曰:“君子上达,小人下达。”
孔子说:「君子上达,小人下达」——君子向上通达,小人向下通达。「上达」「下达」向有数解,而以「上达于仁义、下达于财利」一解最为通行:君子日进于高明,所求者道义德业,故曰上达;小人日趋于卑下,所务者财利欲望,故曰下达。一上一下,正分判君子小人用心趋向之异:君子之心向道而日益高远,小人之心逐物而日益污下。此章与本篇下文「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」、《里仁》「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」相发明——皆从「所向」「所喻」处辨君子小人:不在一时之行迹,而在终身用力之方向。人之高下,正系于其心日日所趋:趋于道义则上达,趋于利欲则下达。——君子日进于道义、小人日趋于利欲——人之高下,系于终身用力的方向。
子曰: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”
孔子说:「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」——古时求学的人,是为了充实、成就自己(为己);如今求学的人,是为了装点、炫耀给别人看(为人)。「为己」非自私之谓,乃为成就自家德性、求得于己;「为人」非利人之谓,乃为求知于人、博取声名。二者之别,正是孔门「为己之学」的根本:学是为了变化自家气质、成就自身之德,不是为了炫博取宠、邀名于外。此与《学而》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、「不患人之不己知」一脉相承——为己之学,故不慕外、不务名;为人之学,则汲汲于人知、流于浮华。荀子尝申此义:「为己」之学「入乎耳,著乎心」,「为人」之学「入乎耳,出乎口」。一句话立定为学之大本:学问的真假高下,先看是为己还是为人。——古人为学是成就自己、今人为学是炫示于人——为学之本,在为己不在为人。
蘧伯玉使人于孔子,孔子与之坐而问焉,曰:“夫子何为?”对曰: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使者出,子曰:“使乎!使乎!”
「蘧伯玉」(qú),卫国贤大夫,孔子所敬重(《卫灵公》赞其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」)。蘧伯玉派使者来问候孔子,孔子请使者坐下,问:「夫子何为」——你家先生近来在做什么?使者答:「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」——我家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失,却还没能做到。使者出去后,孔子连声赞叹:「使乎!使乎」——好使者啊!好使者啊!此章之妙,全在使者一答。蘧伯玉之贤,不在自夸寡过,而在「欲寡其过而未能」的谦退自省;使者不张扬主人之美,而以「未能」相对,既得其主之实、又不溢美,言辞得体之极。孔子两叹「使乎」,正赞其传辞之善——一言而见其主之贤、又见使者之贤。孔门重「专对」「辞命」(《子路》「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」),此章正是「善为使」的活例:好的使者,能以一语之分寸,尽显其主之德而不失其实。——「想少犯错却还没做到」——使者一语得体,既显蘧伯玉之谦,又见善使之能。
子曰: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”曾子曰: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
此章与曾子语相连,论守分尽职,可合观。孔子说:「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」——不处在那个职位上,就不去谋划那个职位上的事。此语又见于《泰伯》,是孔门论守分的常训:各守其位、各尽其职,不越位而图谋非分之事,亦不侵夺他人之职权。曾子承之曰: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——「思」即所思所虑;君子的思虑,不超出自己的本位(语本《易·艮卦》象辞)。二句相发:「不谋其政」是就行事言、「思不出位」是就心思言,一外一内,皆归于「守位尽分」。其旨非教人冷漠不问世事,乃戒人不越职侵权、不务非分之想——在其位则尽其政,不在其位则不妄干,各安其分而政有所统。与本篇「正名」「君君臣臣」之旨相通:守位尽分,正是名实相符的实践。——不在那个位就不谋那份政、心思不越本位——守位尽分,正是正名的实践。
子曰: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
孔子说: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」——君子以「言语超过行动」为耻(言过其行,说得多做得少)。「耻」是引以为羞。君子贵在言行相符,最羞于夸夸其谈而行不能及;故出言必慎,唯恐说了做不到,反成空言。此章与本篇「其言之不怍,则为之也难」前后相映:彼言「言不怍者难为」,此言「君子耻言过行」,皆戒轻言夸口、贵言行相顾。又与《里仁》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」、「古者言之不出,耻躬之不逮也」一脉相承——孔门论言行,始终把「行」放在「言」之先、之上:宁可少说而多做,不可多说而少行。「耻其言而过其行」遂成后世自警之恒语:言不可过其行,行当副其言。——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——宁少言多行,不可言过其行。
子曰:“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”子贡曰:“夫子自道也。”
孔子说:「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」——君子之道有三项,我一项也做不到:有仁德的不忧愁,有智慧的不迷惑,有勇气的不畏惧。「知」同智。仁、知、勇是孔门「三达德」(《中庸》),此举其效:仁者心安理得故不忧,智者明于事理故不惑,勇者临难不慑故不惧。孔子自谦「我无能焉」,是圣人虚怀、不敢自居三德之成。子贡却道破:「夫子自道也」——这正是夫子在说他自己呢!盖孔子之不忧、不惑、不惧,门人共见,其自谦「无能」,弟子不以为然,反见其实有三德。此章既见孔门「仁知勇」三达德之纲,又见孔子谦德与子贡知师之深。与《子罕》「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」文同(次序略异),是孔门屡言之要旨——仁、智、勇三者全备,正是君子人格的圆成。——仁者不忧、智者不惑、勇者不惧——孔子自谦不能,子贡道破:这正是夫子自况。
子贡方人,子曰:“赐也贤乎哉?夫我则不暇。”
此章及下二章皆短,论评人、自知、待人,可合观。「方」是品评、比较(方人,议论比较他人之短长)。子贡好评论人物,孔子说:「赐也贤乎哉?夫我则不暇」——赐(子贡名)啊,你就那么贤能(有暇评人)吗?我可没那闲工夫呢。语带规劝:评点他人易、修治自己难;与其费心议论别人之长短,不如反躬自修。孔子非禁人论人(本篇即多评点古今人物),乃戒子贡好评人而疏于自治之失——「不暇」二字,正是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」(《卫灵公》)的另一种说法。下章「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」——不愁别人不了解自己,只愁自己没有能力。(此句又见《学而》《卫灵公》,文小异。)再下「不逆诈,不亿不信,抑亦先觉者,是贤乎」——不预先猜人欺诈、不凭空臆测人不诚(亿,同臆,臆测),却又能事先觉察(先觉),这才是贤者吧!三章皆归于「反求诸己」与「待人之明」:少评人而多自修,不臆人而能先觉。——与其费心评点别人,不如反躬自修——少议人短、多治己能,是孔门一贯之教。
子曰: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。”
孔子说:「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」——不愁别人不了解自己,只愁自己没有真才实能(不能,指无德无能)。此语又见《学而》「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」、《卫灵公》「君子病无能焉,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」,文虽小异,旨则一贯:把用心从「求人知」掉转向「求己能」。世人多苦于怀才不遇、无人赏识,孔子却屡言此不足忧;真正可忧的,是自己究竟有没有真本事、真德行。「不己知」是「不知己」的倒装(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)。此章是孔门「为己之学」的又一表述——与本篇「古之学者为己」正相呼应:为己者只问己之能不能,不问人之知不知;为人者反是。一句话点醒慕名求知者:与其忧人不知,不如忧己不能。——别愁无人识己,只愁自己没真本事——把用心从求人知掉转向求己能。
子曰:“不逆诈,不亿不信,抑亦先觉者,是贤乎!”
「逆」是预先猜度,「亿」读 yì,同「臆」,凭空臆测。孔子说:「不逆诈,不亿不信,抑亦先觉者,是贤乎」——不预先猜疑别人欺诈,不凭空臆断别人不诚信,却又能事先察觉(人之诈与不信),这才算贤者吧!此章揭出一种极难的待人智慧:一面,待人当以诚、以信,不可疑神疑鬼,预先把人想成奸诈不信(不逆、不亿);另一面,又须有识人之明,能在事先觉察真伪(先觉),不至受人之欺。不疑而能觉、待人以诚而不失于明,二者看似相反,实则相成——唯心地光明、识见高远者能之,故孔子许为「贤」。若一味多疑,则伤人而自陷褊狭;若全无觉察,则受欺而自蹈愚昧。贤者之明,正在不疑人而又不受欺,待人以诚而烛照于先。——不预先疑人诈、臆人不信,却又能事先察觉真伪——待人以诚而不失明,方为贤。
微生亩谓孔子曰:“丘何为是栖栖者与?无乃为佞乎?”孔子曰:“非敢为佞也,疾固也。”
此章及下一短语,论孔子周游之志与德重于力,可合观。「微生亩」是一隐者,倚老直呼孔子之名:「丘何为是栖栖者与?无乃为佞乎」——「栖栖」读 xī xī,忙碌不安、奔走不息之貌;「佞」读 nìng,巧言谄媚、卖弄口才。孔丘你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、四处奔走呢?莫不是想凭口舌之能去取媚于人(为佞)吧?孔子答:「非敢为佞也,疾固也」——我不敢卖弄口才,是痛恨世道的固陋不通啊(疾,痛恨;固,固陋、闭塞不化)。孔子之栖栖奔走,非为干禄取媚,乃因不忍世道之昏乱固陋、欲行其道以救之——这正是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(本篇下文)的济世之心。下接「骥不称其力,称其德也」——「骥」是千里马;称赞千里马,不是赞它的力气,而是赞它的德性(驯良调御之德)。以马为喻,正明孔子之意:人之可贵不在才力技能,而在德行——他之奔走,所恃所求者亦在「德」之行,非在「力」「佞」之逞。——周游非为取媚,乃痛世道固陋而欲救之;如良马所贵在德不在力——德重于力。
曰:“骥不称其力,称其德也。”
「骥」读 jì,千里良马。孔子说:「骥不称其力,称其德也」——人们称赞千里马,不是称赞它的力气大,而是称赞它的德性好(驯良、调御、可任驰驱之德)。良马非无力,然所以为「骥」、所以见称者,在其德而不在其力。孔子借此立喻,意在辨「德」与「力」之轻重:可贵者德,不可恃者力。此承上章「疾固」而发——孔子之奔走,所求在行道之德,非逞口舌之力;亦与篇首南宫适「羿奡尚力而不得其死、禹稷尚德而有天下」之问遥相呼应。一篇之中,两就「德胜于力」致意:羿奡之力不敌禹稷之德,骥之力不如骥之德。孔门论人论事,始终把「德」放在「力」之上——无论一马之见称、一人之立身、一国之兴亡,归根皆在德,不在力。——良马见称在德不在力——可贵者德、不可恃者力,孔门论人始终重德胜力。
或曰:“以德报怨,何如?”子曰:“何以报德?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。”
有人问孔子:「以德报怨,何如」——用恩德来回报怨仇,怎么样?(此或为当时流行之说,《老子》亦有「报怨以德」语。)孔子反问并作答:「何以报德?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」——(若以德报怨,)那又拿什么来回报恩德呢?应当以公正来回报怨仇,以恩德来回报恩德。此章见孔子论恩怨之分寸,极有判断:若一概「以德报怨」,则恩怨不分、善恶无别,反令报德无以为加——施恩者与结怨者所得相同,是非何在?故孔子主「以直报怨」:「直」是公正、是其所是、非其所非;对怨仇者,既不必刻意报复,也不必曲意施恩,只以公正之心、依其曲直而处之。对有德于我者,则当以德回报。可见孔门之道,不取无原则的滥施恩德,亦不取睚眦必报的怨怨相寻,而立一「直」字为衡:以公正待怨、以恩德报德,恩怨各得其平。「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」遂成中国人处恩怨的根本准则,最见儒家「直道」之分寸。——以德报怨则报德无以加——当以公正待怨仇、以恩德报恩德,恩怨各得其平。
子曰:“莫我知也夫!”子贡曰:“何为其莫知子也?”子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!”
此章是孔子晚年自道襟怀的一段,极见其心境,须细味。孔子忽叹:「莫我知也夫」——没有人了解我啊!子贡惊问:「何为其莫知子也」——怎么会没人了解您呢?孔子答出全章名句:「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」——我不埋怨上天,不归咎别人(尤,归咎、责怪);只是从切近平实处学起(下学,学人事之卑近),一步步向上通达天命天理(上达)。了解我的,大概只有天吧!此章动人,正在「不怨天,不尤人」六字:孔子一生道不行、不见用,却不怨天命之不予、不咎他人之不知,只默默「下学而上达」,把一身的不遇归于自修。「下学上达」尤为孔门为学工夫的纲领:学始于人事之卑近,而终通于天命之高远;由洒扫应对之细,渐达于性与天道之微——下学是上达之阶,上达是下学之归。末句「知我者其天乎」,是寂寞中的自信与安顿:人虽不知,而天自知;于无人相知处,自有一段与天相契的从容。这正与本篇「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」相印——为己之学,到此见其极致的精神境界。——不怨天、不尤人,只下学而上达——人虽不知,天自知之,寂寞中自有与天相契的从容。
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,曰: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,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”子曰:“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?”
「公伯寮」(liáo),鲁人,一说孔子弟子;「愬」读 sù,同「诉」,进谗、诬告。公伯寮向季孙(季氏)进谗诋毁子路。鲁大夫子服景伯把此事告诉孔子,并说:「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」——季孙已被公伯寮的谗言所迷惑(对子路起了疑心);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」——我的力量还能(设法)把公伯寮杀了陈尸于市(肆,陈尸示众;市朝,市集与朝廷)。孔子答:「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」——道能够推行,是天命;道将要废弃,也是天命。公伯寮(一人的谗言)又能把天命怎么样呢?此章见孔子安命之达观:道之行废,自有天命,非一谗人所能左右;故既不必因公伯寮之谗而忧惧,也不必如子服景伯所言去杀人泄愤。孔子之「命」,非消极听天、束手不为,乃尽人事而知天命——于人事既尽其在我(下学上达、知其不可而为),于成败则坦然付之于命,不怨不尤。故面对谗言陷害,孔子不动声色,只一句「其如命何」,自见其胸襟之阔、心地之安。——道之行废系于天命,非一谗人所能左右——尽人事而安天命,故不为谗言所动。
子曰:“贤者辟世,其次辟地,其次辟色,其次辟言。”子曰:“作者七人矣。”
「辟」读 bì,同「避」,躲避。孔子说:「贤者辟世,其次辟地,其次辟色,其次辟言」——最高一等的贤者避开整个浊世(辟世,如隐逸绝俗);次一等的避开乱邦而迁居治邦(辟地,择地而处);再次的避开君主难看的脸色(辟色,见礼貌衰而去);最次的避开难听的言语(辟言,闻恶言而退)。末缀「作者七人矣」——这样做(避世)的,已经有七个人了(指古之逸民,所指不一,旧说纷纭)。此章列贤者避乱之四等,由重而轻:辟世者绝意于世、辟地者择邦而处、辟色辟言者因机而退。孔子叙此,似含对乱世隐逸之同情与体察——然其本人则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(下章),并不辟世,而是周游求道、欲救时弊。可见孔子虽能理解贤者之避,自家却选了一条更难的路:明知道难行而仍奔走不息。此章正与下文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、荷蒉之讥相映,见出孔子与避世之隐者,志趣相通而出处迥异——同悯世乱,而一退一进。——贤者避世、避地、避色、避言四等——孔子能解隐者之避,自家却走「知其不可而为」之路。
子路宿于石门,晨门曰:“奚自?”子路曰:“自孔氏。”曰: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?”
此章及下章皆记隐者讥孔,见孔子济世之志,可合观,是全篇精神的点睛之笔。「石门」是鲁国城门,「晨门」是早晨看守城门的人(一隐于守门的贤者)。子路在石门外过夜,次晨入城,晨门问:「奚自」——从哪里来?子路答:「自孔氏」——从孔家来。晨门一语道破: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」——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偏要去做的人吗?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七字,是隐者对孔子一生最精当、也最深刻的概括——天下无道、道之难行,孔子岂不自知?然他明知不可而仍周游列国、栖栖奔走,不肯如隐者之辟世独善,必欲行其道以救天下。晨门此语,看似讥其迂、笑其执,实则道出了孔子精神的最高处:唯其「知其不可」,更见其「而为之」的担当之诚、救世之仁。知不可而不为,是明哲;知不可而为之,是仁勇。千载之下,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遂成孔子精神的不朽写照,也是儒者担当的最高标志。——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——隐者一语道破孔子明知道难行而仍救世的担当之诚。
子击磬于卫,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,曰:“有心哉,击磬乎!”既而曰:“鄙哉,硁硁乎!莫己知也,斯己而已矣。深则厉,浅则揭。”子曰:“果哉!末之难矣。”
承上隐者讥孔之意。「磬」读 qìng,石制打击乐器;「蒉」读 kuì,盛土的草筐。孔子在卫国击磬,有个背着草筐(荷蒉)经过孔家门前的人,是个隐者。他听磬声,先赞「有心哉,击磬乎」——这击磬的人有心事啊(闻其声而知其忧世之心)!继而讥之:「鄙哉,硁硁乎!莫己知也,斯己而已矣」——「硁硁」读 kēng kēng,敲石之声,喻浅狭固执;真鄙陋啊,这硁硁的固执声!没人了解你,就独善其身算了(斯己而已,洁身自守便罢)。又引《诗》「深则厉,浅则揭」——水深就索性穿衣涉过(厉),水浅就提起衣裳趟过(揭,qì);喻当随世道深浅而进退,不必硬撑。孔子闻之,叹「果哉!末之难矣」——「果」是果决、决绝;他倒真决绝啊(指隐者一避了之)!那样(一走了之)便没有什么难的了。此章与上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相承:隐者劝孔子随世深浅而辟世独善,孔子却以「果哉!末之难矣」轻轻一叹——避世诚然容易(无难),难的正是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的不肯弃世、不忍独善。隐者之讥愈深,愈见孔子救世之志愈坚:明知避世易、行道难,而终不肯避。——隐者劝孔子随世深浅而独善——孔子叹「避世诚易」,难的正是不肯弃世的担当。
子张曰:“《书》云,‘高宗谅阴,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?”子曰:“何必高宗,古之人皆然。君薨,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
此章及下一短章,论古丧礼与上好礼,可合观。子张引《尚书》之文设问:「《书》云,『高宗谅阴,三年不言。』何谓也」——「高宗」是商王武丁,「谅阴」(liàng ān,一作「谅闇」)指天子守丧之庐(居丧的凶庐);《书》说高宗居丧,三年不言(不发号施令),这是什么意思?孔子答:「何必高宗,古之人皆然。君薨,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」——「薨」读 hōng,诸侯、天子之死;「冢宰」是百官之长(相当于宰相)。何止高宗,古人都这样:国君死了,百官各管好自己的职事(总己),听命于冢宰三年。意谓:新君居丧三年不亲政事,并不致政务废弛——因有冢宰统摄百官、各尽其职。此章见古代丧礼之重(三年之丧,天子诸侯亦不免)与政治体制之备(冢宰摄政):君行其孝(守丧尽哀),臣尽其职(总己听宰),孝治与政统两不相妨。孔门重三年之丧(《阳货》「三年之丧」之辩),此章正可与之相参——守丧虽久而政不废,正赖各守其分、冢宰总成之制。——新君居丧三年不言,政事不废——因百官各尽其职、听命冢宰,孝治与政统两全。
子曰:“上好礼,则民易使也。”
孔子说:「上好礼,则民易使也」——在上位者爱好礼,百姓就容易役使(民乐于听从、政令易行)。其理在:礼者,所以正名分、明上下、定秩序;上者好礼,则自身有节、待下有度、政令有章,民知所遵从、各安其分,故易使。反之,上若无礼、率意妄为,则下无所措手足(《子路》「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错手足」),民难使矣。此章又见「为政在上」之旨:民之易使难使,系于上之好礼与否,仍是「政者正也」「其身正,不令而行」的延伸——上者之礼,是民之所以服从、政之所以畅行的根本。与本篇「修己以敬」「修己以安百姓」相呼应:上者修己好礼,则下安而易治。短短一句,把「礼治」之效落到「民易使」的实处。——在上者好礼,则民各安其分而易于役使——礼治之效,落在民之乐从。
子路问君子,子曰:“修己以敬。”曰:“如斯而已乎?”曰: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:“如斯而已乎?”曰: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,尧、舜其犹病诸!”
此章是全篇的归宿,把「修己」与「治人」一线贯通,须详讲。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。孔子答:「修己以敬」——修养自己,使之恭敬庄重。子路嫌简:「如斯而已乎」——这样就够了吗?孔子进一层:「修己以安人」——修养自己,进而安顿身边的人。子路又问:这样就够了吗?孔子再进一层:「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,尧、舜其犹病诸」——修养自己,进而安顿天下百姓;连修己以安百姓这件事,尧舜恐怕都还觉得做不够呢(病诸,以为难、以为憾)!三答层层推扩,纲领全在一个「修己」:由「以敬」(成己之德)、到「以安人」(及于亲近)、到「以安百姓」(及于天下),范围渐广,而根本始终是「修己」二字。这正是儒家「内圣外王」之道的精髓:治人安民之业,皆从修己之德推扩而出;修己是体,安人安百姓是用,舍修己别无治人之本。末以「尧舜犹病」收束,见「安百姓」之事无有穷尽——纵圣如尧舜,亦觉力有未逮,正勉人于「修己以安百姓」上永无止境地用力。全篇论修己知耻、辨仁辨德,至此归到「修己以安百姓」,可谓一篇之总纲。——由修己以敬,到安人、到安百姓——治人之业皆从修己推出,连尧舜都觉做不够。
原壤夷俟,子曰:“幼而不孙弟,长而无述焉,老而不死,是为贼!”以杖叩其胫。
此章及篇末童子一章,记孔子斥无礼、辨求益,可合观作结。「原壤」是孔子的旧相识(一说鲁人,习于老氏之放达);「夷俟」(yí sì)——「夷」是箕踞(伸开两腿坐,无礼之态),「俟」是等待;原壤叉开腿坐着等孔子(傲慢无礼)。孔子斥之:「幼而不孙弟,长而无述焉,老而不死,是为贼」——「孙」同逊,「弟」同悌;你小时候不谦逊敬长,长大了无所称述(一事无成、无德可称),老了还赖着不死,真是个害人精(贼,害人者)!说罢「以杖叩其胫」——用手杖敲他的小腿(胫 jìng,戒其无礼之态)。此章见孔子对故旧之无礼放诞,亦不假辞色、直斥而薄惩之——「老而不死是为贼」一语虽似过激,实是对「幼不逊、长无述、老无德」之徒的痛责:人若一生无礼无德、徒老而已,于世何益?孔子之斥,正反衬其平生所重——少而逊弟、长而有述、老而有德,方不负此生。叩胫之举,于亲昵中见规诫,正是对故人「爱之能勿劳、忠焉能勿诲」之意。——斥原壤箕踞无礼:幼不逊、长无述、老无德,徒老于世何益——于亲昵中见规诫。
阙党童子将命,或问之曰:“益者与?”子曰:“吾见其居于位也,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非求益者也,欲速成者也。”
篇末记孔子辨一童子之志,作结。「阙党」是孔子所居之乡党,「将命」是为宾主传话、通传辞令(任传命之役)。有阙党的童子来担任传命之事。有人问孔子:「益者与」——这是个求上进(益,长进)的孩子吗?孔子答:「吾见其居于位也,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非求益者也,欲速成者也」——我看见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成人的席位上(居于位,僭居尊位),又看见他与长者并肩而行(不知逊后);这不是个求上进的孩子,而是个急于求成、想速速冒头的孩子(欲速成)。「居位」「并行」皆童子逾礼之态:本当谦退在后,他却僭居其位、并行于长。孔子由其行止之逾分,断其志在「速成」而非「求益」——真求上进者,必循礼谦下、循序渐进;急于求成者,则躐等逾分、务在速达。此与《子路》「欲速则不达」遥相呼应,亦与本篇「下学而上达」「修己以敬」之循序工夫相对照:为学进德,贵在谦退循礼、由卑近而渐进,最忌躐等求速。全篇以「问耻」起、以辨童子「欲速」终,首尾皆归于「为己」「循序」之教,意味深长。——童子僭居其位、与长并行,是欲速成而非求上进——进德贵谦退循序,最忌躐等求速。
篇末讲评
一、本篇地位
《宪问》居下论,凡四十四章,是《论语》中篇幅较长、内容尤富的一篇。它上承《颜渊》《子路》论仁论政之绪,而把重心移到「修己知耻」与「评骘人物」上。篇中两章详论管仲,是孔子仁学中极重要的一段公案;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「下学而上达」「修己以安百姓」诸语,更是孔子精神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纲领性表述,于全书中分量极重。
二、结构脉络
本篇章多而杂,然以「修己」一线贯之,可分三段。前段(宪问耻至公绰之器)论耻、论士、论德言仁勇,立修己知耻之纲;中段(成人至卫灵公诸章)大量评点古今人物——子产、管仲、晋齐二公、臧武仲、公叔文子,于褒贬之间见知人论世之识,而以两章详论管仲为高潮;后段(君子上达至篇末)转入修己之学的精微——为己、上达、以直报怨、下学上达,再借石门、荷蒉之隐者,逼出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,终以「修己以安百姓」收束。篇虽长而详略有序:人物评点详于管仲,修己之论详于下学上达与修己安百姓。
三、核心思想 · 修己知耻
本篇的主脑是「修己」与「知耻」。开篇问耻、士不怀居、君子耻言过行,皆从「知耻」立人之大节;中段评人,无论许管仲之功、讥武仲之要君、辨晋齐之正谲,皆以一己之德与正为衡;后段为己之学、下学上达、不怨不尤,则把修己推到精微与高远。至「修己以敬—安人—安百姓」,则由修己一线直贯到治人安民——修己是体、安人安百姓是用,治平之业皆从修己之德推扩而出。一篇之旨,可一言以蔽之:知耻以立其志,修己以成其德,而后及于安人安百姓。
四、与《中庸》《孟子》互读
本篇「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」之三达德,与《中庸》「知、仁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」正相印证;「修己以敬—安人—安百姓」的层层推扩,则是《大学》「修齐治平」、《中庸》「成己成物」的同一理路。论管仲许其「一匡天下」之功,孟子虽不甚许管仲(谓其「功烈如彼其卑」),然孔孟于「保民」「攘夷」之大义则一;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的担当,亦与孟子「虽千万人吾往矣」的大勇精神遥相呼应。由《宪问》之修己安百姓,可上接《中庸》之达德、下启《孟子》之仁政大勇。
五、读法要点
读本篇,管仲两章是重中之重,须把握孔子评价的复杂分寸:他不讳言管仲「不死旧主」「器小」之失,却坚决以「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、保种存华」的事功许其仁——可见孔门论仁,于守节之小信与济世之大功间,断以利泽天下者为重,切莫执「不死」一端而疑孔子前后矛盾。「父子相隐」式的争议虽不在本篇,然「以直报怨」一章亦须辨:孔子非教人睚眦必报,乃立「直」(公正)为衡,不取无原则的以德报怨。至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「修己以安百姓」,则当于隐者讥孔的反衬中,体会孔子救世担当的精神高度。篇长而详略有别,读时宜抓管仲、下学上达、修己安百姓诸章细味,琐细评点之章则会其大意即可。
本篇名句
- 士而怀居,不足以为士矣。孔子论士之名言,言士当志道任事、不当贪恋安逸,后世常引以策励读书人不溺于安乐、当有担当。
- 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[被发左衽]孔子盛许管仲攘夷存华之功的名句,「被发左衽」遂成沦于夷狄、文明陆沉之喻,后世论华夷之辨、文化存亡者每每援引。
- 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孔门「为己之学」的经典表述,区分学以成己与学以炫人,为后世儒者论为学宗旨的根本依据,影响极深。
- 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。[以直报怨]成语「以直报怨」之出处,与「以德报怨」相对,确立以公正待怨、以恩报德的处世准则,最见儒家「直道」分寸,至今常被援引。
- 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。[不怨天,不尤人]成语「怨天尤人」即反用此语。孔子自道安命自修之襟怀,「下学上达」成为后世为学工夫的纲领,亦是儒者处困不怨的精神写照。
- (是)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?[知其不可而为之]本是石门晨门讥孔之语,却成孔子精神的不朽写照,凝为成语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,形容明知极难仍勇于担当,是儒者入世救世精神的最高标志。
历代评说
- 朱熹《论语集注》:朱熹解管仲两章最见斟酌:一面据《八佾》谓管仲「器小」「不知礼」,不讳其失;一面引程子之说,谓「桓公兄也,子纠弟也」,管仲合辅桓公,召忽之死「未足深责」,而管仲安天下之功「自是仁者之功」。其断管仲「仁之功」而非「仁之全体」,最得孔子许仁之分寸,亦见理学家于事功与心性之间的权衡。
- 皇侃《论语义疏》:皇侃疏本篇存六朝旧义,于「以直报怨」释「直」为「直道」、「报怨以宜」,辨其异于老氏「报怨以德」;于「下学上达」「知其不可」诸章,亦多就孔子行迹与心境疏解。其疏广征汉魏诸家,于「贤者辟世」「荷蒉」诸隐者章尤存当时论隐逸出处之旧说。
- 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:刘宝楠以清儒考据治本篇,于史事名物尤密。如考公子纠、召忽、管仲争立之本末以衡孔子许仁之当否,考「谅阴」「冢宰」之制以明三年丧政之统,考「防」「骈邑」「阙党」之地望。其于管仲章博引《左传》《史记》,权衡死节与事功之轻重,最为详核。
- 钱穆《论语新解》:钱穆解管仲章,力主孔子论仁「就功业言、不就死节言」:管仲免天下于兵祸、存华夏于左衽,泽被生民,故许其仁,而召忽之死乃「匹夫匹妇之谅」。于「下学而上达」,他谓孔子之学始于人事、终于天命,「不怨不尤」正是其安命自得之极境,读来通贯而有味。
- 李泽厚《论语今读》:李泽厚极重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与「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」二章,视为孔子精神之巅峰:前者是「悲剧性的实践理性」,明知不可而仍担当;后者是「下学」(人间实践)与「上达」(终极关怀)的统一,把超越的安顿落在现世的自修上,正是他所谓「乐感文化」「情本体」于困境中的高度展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