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语 · 下论

下论阳货第十七

第 17 篇 · 乱世应对与人性
孔门师弟 │ 原文 · 字音 · 字义 · 白话 · 评说
导读  《阳货》凡二十六章,多记孔子于乱世中应对人事、品评人性人伦之语,故以「乱世应对与人性」为主调。篇首阳货逼见、公山与佛之召,见孔子周旋于权臣叛臣之间的进退分寸;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」论人性与教化,是全书论性最要之语;「割鸡焉用牛刀」「礼云礼云玉云乎哉」「乡愿德之贼」「道听途说」诸章,或谐或庄,反复辨礼乐之本、人物之真伪;末以「三年之丧」论孝与礼本、以「四十见恶」催人进德收束。本篇辨真伪、贵笃实的意味极浓,读时尤须客观对待「公山佛」之召的史实争议、「唯女子与小人」一章的历代异解,取其义理而不强为定论。
阳货馈豚

阳货欲见孔子,孔子不见,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,遇诸涂。谓孔子曰:“来,予与尔言。”曰:“怀其宝而迷其邦,可谓仁乎?”曰:“不可。”“好从事而亟失时,可谓知乎?”曰:“不可!”“日月逝矣,岁不我与!”孔子曰:“诺,吾将仕矣。”

本篇以乱世应对开篇。阳货(即阳虎,季氏家臣而专鲁政,是「陪臣执国命」的典型)想见孔子,孔子不愿见。阳货便趁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一只蒸熟的小猪(归孔子豚,归 kuì,同馈,赠;豚 tún,小猪),按礼,受大夫之赐须登门拜谢,意在逼孔子来见。孔子也趁他不在时去回拜(时其亡也而往拜之,亡读 wú,不在),不料半路撞上(遇诸涂,涂同途)。阳货劈头便诘问:怀藏才德却听任国家迷乱(怀其宝而迷其邦),算仁吗?——不算;想做事却屡失时机(亟失时,亟 qì,屡次),算智吗?——不算;「日月逝矣,岁不我与」(时光流逝,岁月不等人)!层层进逼,要孔子出仕。孔子只淡淡应一句「诺,吾将仕矣」——好的,我会出仕的。妙在孔子既不撕破脸,也不真附阳货:他答的是「将仕」于有道之时,非仕于阳货。此章见孔子于乱世权臣前周旋的分寸——以礼自全,而守正不挠。——面对权臣阳货的步步进逼,孔子以礼周旋、虚与委蛇,却始终不肯附逆。

性近习远

子曰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

此章八字,是孔子论人性最著名也最关键的一句。「性」指人天生的禀赋,「习」指后天的习染、习练。孔子说:人的天性本来相差不远(性相近),是后天的习染使人相去甚远(习相远)。妙在他不像后世孟子言「性善」、荀子言「性恶」那样直下断语,只说天性「相近」——既不远善,也不远恶,留出极大余地;而把人之贤愚善恶的分化,归到一个「习」字。这便把教化的意义抬到极高:性既相近,则人皆可教、可学而至善;差别既由习成,则慎所习、勤于学便是成德的关键。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遂成《三字经》开篇之语,是中国教育思想「重习重学」传统的总根。——天性本相差无几,是后天习染使人相去悬殊——故慎所习、勤于学最为要紧。

上知下愚不移

子曰: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

「知」读 zhì,同「智」。承上章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,此章似补一例外:唯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人不会移易(不移,不因习而改变)。上知者生而近道,习于恶亦不为恶;下愚者冥顽自弃,习于善亦不向善——二者皆「习」所难移。然历来有辨:所谓「下愚不移」,朱熹特申其义,谓非愚者天生不可移,而是「自暴自弃、不肯学」者乃不可移——「不移」在其不肯,不在其不能。如此读,方与上章「性相近、皆可教」不相矛盾:人非不可教,唯自甘暴弃者难施教耳。此正与《季氏》「困而不学,民斯为下」相发明。——上智下愚之外人皆可移;所谓「下愚不移」,重在其自暴自弃、不肯学。

割鸡用牛刀

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。夫子wǎn尔而笑,曰:“割鸡焉用牛刀?”子游对曰: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:‘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:“二三子,偃之言是也!前言戏之耳。”

孔子到了武城(鲁邑,时子游为武城宰),听到一片弦歌之声(弦歌,以琴瑟伴诵《诗》,是礼乐教化之声)。孔子wǎn尔一笑(wǎn wǎn,微笑貌),打趣道:「割鸡焉用牛刀?」——治这么个小地方,何必动用礼乐这等治国的大道?子游(名偃)认真回答:从前我听老师说过「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」——在上者学道则懂得爱人,在下者学道则易于听命;可见礼乐教化无分大小,都用得着。孔子立刻收起玩笑,郑重对随行弟子说:「二三子,偃之言是也!前言戏之耳」——诸位,偃说得对,我方才不过是开玩笑罢了。此章极可爱:见孔子也有谐谑的一面,更见他闻弟子言之有理便当众认错改口的坦荡,而子游以礼乐治小邑、不因地小而废教,正深得师道。——孔子戏言「割鸡焉用牛刀」,闻子游正论即当众认错——礼乐之教无分大小。

公山之召

公山弗扰以费畔,召,子欲往子路不说,曰:“末之也已,何必公山氏之之也?”子曰:“夫召我者而岂徒哉?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!”

此章历来有争议,须客观以辨。公山弗扰(即公山不狃,季氏家臣)据费邑叛季氏(畔,同叛),来召孔子,孔子竟「欲往」。子路很不高兴(不说,说读 yuè,同悦),说:没有地方去也就罢了(末之也已),何必非去公山氏那里(何必公山氏之之也)?孔子答:那召我的人难道是白召吗(岂徒哉)?倘若有人用我,我或许能在东方再造一个周朝呢(吾其为东周乎)!此章疑点:孔子何以欲应叛臣之召?历代解说不一——或谓孔子借其召以行道、欲挽鲁政于公室(非助其叛);或疑此事与下文「佛召」皆出附会、未必信史(崔述等清儒即疑之)。无论事之有无,章意所重在孔子那份「如有用我,必有可为」的用世热肠:他周游求仕、行道,纵一线之机亦不肯轻弃,然「欲往」终未往,分寸仍在。读此章,当取其用世之志,不必坐实其行。——孔子动念应公山之召,所重在「如有用我必有可为」的行道热肠,欲往而终未往。

恭宽信敏惠

子张问仁于孔子,孔子曰: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”请问之,曰: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恭则不侮,宽则得众,信则人任焉,敏则有功,惠则足以使人。”

子张问仁,孔子答:能在天下推行五种德行,就是仁了(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)。请问哪五种?答: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」——恭敬、宽厚、诚信、勤敏、慈惠。并一一说其效用:恭敬就不致受辱(恭则不侮),宽厚就能得众心(宽则得众),诚信就为人所任用(信则人任焉),勤敏就有功效(敏则有功),慈惠就足以使唤人(惠则足以使人)。孔子答仁因人而异:对子张这位志大而疏阔、好高务外的弟子,不谈玄远的仁体,只列五条切实可行的德目,要他在「行」上落实。「行五者于天下」尤见孔子论仁的实践品格——仁不在悬想,而在恭宽信敏惠的躬行推扩。——孔子答子张以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五者——仁不在悬想,而在切实躬行推扩。

之召·磨不磷

,子欲往。子路曰: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: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,君子不入也。’佛以中牟畔,子之往也,如之何?”子曰:“然,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,磨而不磷;不曰白乎,niè而不吾岂páo瓜也哉?焉能系而不食?”

此章与「公山」章同类,亦多争议。佛(bì xī,晋大夫赵简子的中牟邑宰)据中牟叛,来召孔子,孔子又「欲往」。子路引孔子旧训反诘:从前听老师说「亲于其身为不善者,君子不入也」(亲身做坏事的人那里,君子不去);佛据中牟叛,您却要去,怎么说?孔子答出一段名言:不是说最坚硬的吗?磨它也磨不薄(磷 lín,薄);不是说最洁白的吗?染它也染不黑(niè niè,黑色染料; zī,黑)。意谓真正坚白者,处浊世亦不为所污。又自喻:我难道是个páo瓜(páo,葫芦的一种,味苦不可食)吗?怎能只挂着而不给人吃(焉能系而不食)——岂能空有其才而不见用于世!此章争议同「公山」章:或疑史实,或解为孔子急于用世、自信能不为浊所染。无论如何,「磨而不磷,niè而不」八字,已成形容志士守身、出污泥而不染的千古名喻。——「磨而不磷,niè而不」——孔子自信处浊世而不染,páo瓜之喻见其急于用世之志。

六言六蔽

子曰:“由也,女闻六言六蔽矣乎?”对曰:“未也。”“居!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;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;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。”

「女」读 rǔ,同「汝」。孔子叫子路(由)坐下(居),为他讲「六言六蔽」——六种美德若不辅以学,各有其偏蔽。好仁而不好学,其蔽在愚(一味行仁而不明事理,易受人愚弄);好智而不好学,其蔽在荡(流于放荡无据);好信而不好学,其蔽在贼(拘信而害义,反伤于人);好直而不好学,其蔽在绞(绞 jiǎo,急切刻薄、伤人);好勇而不好学,其蔽在乱(犯上作乱);好刚而不好学,其蔽在狂(狂妄激切)。六德皆善,然不以学辅之、不以理裁之,便各走极端而成病。孔子专为好勇尚气的子路说此,正点其切要:再好的品质也须「学」来调节,无学之德,往往过犹不及而流为弊端。——仁智信直勇刚六德若不辅以学,各走极端成愚荡贼绞乱狂之弊——德须学以裁之。

诗可兴观群怨

子曰: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「小子」指弟子们。孔子勉学《诗》:你们何不学《诗》呢?《诗》的功用:「可以兴」——感发志意,引起联想;「可以观」——观风俗之盛衰、考见得失;「可以群」——和而不流,借以切cuō交流、合群;「可以怨」——怨刺上政而不至于乱,抒泄哀怨。近则可用以事奉父母(迩之事父,迩 ěr,近),远则可用以事奉君上(远之事君);还能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(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)。孔子论《诗》之用,由「兴观群怨」的情志教化,到「事父事君」的人伦致用,再到「多识名物」的博物之功,层层周备。「兴观群怨」遂成中国文学批评的元命题,论诗教者无不本之。——《诗》能兴观群怨、事父事君、多识名物——「兴观群怨」遂为中国诗教之纲。

为周南召南

子谓伯鱼曰: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?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!”

承上论《诗》,孔子对儿子伯鱼说:你研习过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了吗(女为,为读 wéi,研习;《周南》《召南》是《诗·国风》之首二南,多咏修身齐家之事)?一个人若不研习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」——就好像脸正对着墙壁站着(正墙面而立),一步也走不动、什么也看不见。二南为《诗》之始基,言夫妇之正、家室之道,是修身齐家的入门;不学则如面墙而立,茫然无所通。此章承上「学《诗》」之教,专举二南为切要,又见孔子教子仍以《诗》为先,与《季氏》「不学诗无以言」的庭训正相照应。——不研习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便如面壁而立、寸步难行——二南是修身齐家的入门。

礼乐之本

子曰:“礼云礼云,玉云乎哉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”

「云」,说、讲。孔子反问:「礼云礼云,玉云乎哉?」——口口声声说礼说礼,难道礼就只是那些玉(行礼所用的玉器、束等礼物)吗?「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」——口口声声说乐说乐,难道乐就只是那些钟鼓(奏乐的乐器)吗?两句直指礼乐之本:玉钟鼓不过是礼乐的外在形式(器、文),礼乐真正的根本是其中的敬与和——敬是礼之本,和是乐之本。若徒务玉钟鼓的排场而无内心的敬和,便是买还珠、舍本逐末。此与《八》「礼,与其奢也,宁俭」「人而不仁,如礼何」一脉相承,皆孔子针对春秋礼坏乐崩、徒存仪文而失其精神的时弊而发。——礼乐的根本是敬与和,而非玉钟鼓的排场——徒务仪文便是舍本逐末。

色厉内rěn

子曰:“色厉而内rěn,譬诸小人,其犹穿之盗也与?”

rěn」读 rěn,软弱;「」读 yú,墙洞,「穿」即挖墙、钻洞行窃。孔子说: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(色厉而内rěn)的人,拿小人来作比,大概就像那挖墙钻洞的盗贼吧(穿之盗)。盗贼外作凶悍、内实虚怯,唯恐被人识破;色厉内rěn者亦然——外强而中干,虚张声势以掩其内里的空虚胆怯,与做贼心虚者同其心理。孔子一语戳破这类虚伪之人的底色。「色厉内rěn」遂成形容外强中干、虚有其表者的成语,至今常用。——外表凶悍、内心虚怯的人,与挖墙行窃的盗贼一样心虚——色厉内rěn,外强中干。

乡愿德之贼

子曰:“乡愿,德之贼也。”

「乡愿」读 xiāng yuàn,指一乡之中人人称好、却毫无是非原则的「老好人」(愿,貌似谨厚老实)。孔子说:乡愿是「德之贼」——是qiāng害道德的贼。何以斥之如此之重?孟子释之最切:乡愿「同乎流俗,合乎污世」,「非之无举也,刺之无刺也」,处处讨好、八面玲珑,看似忠厚,实则全无操守,「自以为是,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」。其害正在乱真:以似德而非德的伪善冒充真德,最能淆乱是非、败坏风气,故孔子恶之尤甚于公开的恶人。此与《卫灵公》「众好之,必察焉」相发明——众皆称好者,正须警惕其为乡愿。——人人称好却毫无是非的「老好人」最qiāng害道德——伪善乱真,故孔子斥为德之贼。

道听涂说

子曰:“道听而涂说,德之弃也。”

「涂」同途。孔子说:「道听而涂说,德之弃也」——在路上听来、又在路上传出去(听了不加体察、不加涵养就到处乱说),是抛弃德行的做法。凡有益之言,听了当存于心、躬行体察,使之化为自己的德;若听过即说、随听随传,不曾入心、不曾践行,便是自弃其德。孔子重的是闻道而能「默而识之」「学而时习」,反对那种浮浅传播、不务践履的轻薄学风。「道听途说」遂成成语,指传播没有根据、未经查证的话,今义虽偏于「传闻不确」,本意则更重在「闻而不思不行」的自弃其德。——听了不体察就到处乱传,是自弃其德——「道听途说」之诫,重在闻而不思不行。

鄙夫患得患失

子曰: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,患得之既得之,患失之。苟患失之,无所不至矣。”

「鄙夫」,庸俗卑陋之人。孔子说:这种鄙夫能和他一起事奉君上吗(可与事君也与哉,反问,言不能)?他没得到(官位富贵)时,整天担忧得不到(患得之,意即患不得之);已经得到了,又担忧失去(患失之);一旦怕失去到了极点,那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(苟患失之,无所不至矣)。孔子勾画鄙夫的心理:一生为得失所驱,未得患得、既得患失,为保住禄位可以不择手段、无所不为。此正是热衷权位者的通病,亦是「萧墙之祸」「陪臣窃柄」的人性根源。「患得患失」遂成成语,状人为利害得失而忧惧不安、患得患失之态。——鄙夫一生为得失所驱,患得患失到极点便无所不为——这是热衷权位者的通病。

古今三疾之变

子曰:“古者民有三疾,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,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,今之矜也忿古之愚也直,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「疾」此处指人性之偏、毛病。「」读 lì,乖。孔子说:古时人有三种毛病,如今或许连这点(还算可取的)毛病都没有了(今也或是之亡也,亡同无)。他逐一对比古今之变:古之狂者尚肆(直率敢言、不拘小节),今之狂者却流于荡(放荡无度);古之矜者尚廉(自尊而有棱角、方正),今之矜者却流于忿(暴躁乖张);古之愚者尚直(憨直不欺),今之愚者却流于诈(机巧欺伪)罢了。妙在孔子连「狂」「矜」「愚」这些「毛病」都分古今:古人之偏尚存一段真,今人之偏则连那点真也变了味,全成了恶习。这是对世风浇漓、人心日伪的深沉慨叹,与《卫灵公》「今亡矣夫」之叹同一感喟。——连狂、矜、愚这些毛病古今都变了味——古人之偏尚存一真,今人之偏全成恶习。

巧言令色(重出)

子曰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

此句《学而》篇已出,此处重出(《论语》集纂成书,时有重见之章)。「鲜」读 xiǎn,少。把话说得动听、把脸色装得可亲,一意向外取悦于人,这样的人仁心是很少的。病在「巧」「令」之刻意:心思尽用于外饰,体贴本心之诚便所剩无几。此处重出,置于「色厉内rěn」「乡愿」「道听途说」诸章之间,正与本篇辨「真伪」的主调相合:阳货之逼、乡愿之伪、巧言之饰,皆是外饰而内非其实者。孔门以「刚毅木讷近仁」与此对举,仁近于质实,远于浮巧——在这满篇辨伪的《阳货》里,重提此句尤见用意。——花言巧语、chǎn媚作色者仁心稀少——本篇重出此句,正应辨真伪的主调。

恶紫夺朱

子曰:“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

「恶」读 wù,憎恶。孔子举三恶:憎恶紫色夺了朱色的正位(恶紫之夺朱,朱为正色、紫为间色,时人尚紫,是以邪夺正);憎恶郑声扰乱了雅乐(恶郑声之乱雅乐,郑声淫靡,乱了正乐);憎恶伶牙俐齿的人颠覆国家(恶利口之覆邦家者,利口即巧辩之口)。三恶一以贯之,都是「以邪乱正」「以似乱真」:紫乱朱之正色,郑声乱雅乐之正声,利口乱忠言之正论。孔子最恶的,正是这种貌似而实非、能淆乱真伪的东西——它与乡愿之乱德、巧言之乱仁同一机理。「恶紫夺朱」遂成以邪夺正、以贱乱贵的常喻。——孔子恶紫夺朱、郑声乱雅、利口覆邦——三者皆以邪乱正、以似乱真。

天何言哉

子曰: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:“子如不言,则小子何述焉?”子曰:“天何言哉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天何言哉?”

孔子说:「予欲无言」——我想不说话了。子贡愕然:您若不说话,那我们这些学生还传述什么呢(小子何述焉,述,传述、记述)?孔子答出一段极高远的话:「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?」——上天说什么话了吗?四季照样运行,万物照样生长,上天何曾说过一句话!孔子借天立教:天不言而四时行、百物生,至教正在那不言的运化之中;圣人之教,最高处亦当如天之以「行」示人,而非徒以言语相授。这是孔子晚年极深的体悟:道之大者,往往超乎言诠,须于躬行与天地生化中默会。「天何言哉」遂成后世论「不言之教」「道在自然」的渊源,启示宋儒于天道流行处体认天理。——天不言而四时行、百物生——孔子借天明「不言之教」:至道在躬行默会,不尽在言诠。

取瑟而歌

悲欲见孔子,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,取瑟而歌,使之闻之

悲(鲁人,曾学礼于孔子)想见孔子,孔子托辞有病不见(辞以疾)。可传话的人刚出房门(将命者出户),孔子却取过瑟来弹唱(取瑟而歌),故意让悲听见(使之闻之)——明明白白告诉他:我不是真病,是不愿见你。孔子何以如此?旧解多谓悲必有失礼或过错,孔子不见而又故意使其知所以不见,是一种「不屑之教诲」:拒见以示其不可,又使知非真病,令其自省其过。此与《孟子》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,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」正合。孔子的拒绝里仍藏着教化的用心:不假辞色,正所以警之、教之。——孔子托病不见悲,却取瑟使其闻之——以「不屑之教」令其自省其过。

三年之丧·安则为之

宰我问:“三年之丧,期已久矣!君子三年不为礼,礼必坏;三年不为乐,乐必崩。旧谷既没,新谷既升,suì改火,期可已矣。”子曰:“食夫稻,衣夫锦,于女安乎?”曰:“安!”“女安则为之!夫君子之居丧,食旨不甘,闻乐不乐,居处不安,故不为也。今女安,则为之!”宰我出,子曰:“予之不仁也!子生三年,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,天下之通丧也,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!”

此章是孔门论孝、论礼之本的要章,须详讲。宰我(名予,孔门言语科高足,好持异论)问:三年的守丧期太久了(期已久矣,期读 jī)!君子三年不习礼,礼必坏;三年不奏乐,乐必崩。况且陈谷已尽、新谷已登,取火的suì木一年也轮换一遍(钻suì改火,suì suì,取火之木),守丧一年(期)也就可以了吧。孔子不正面驳,只问他心安否:守丧期间吃白米饭、穿锦衣,「于女安乎」(女同汝,你心安吗)?宰我竟答「安」!孔子便说:你心安,就那么做吧(女安则为之)——君子居丧,吃美味不觉香、听音乐不觉乐、起居不觉安,所以才不那么做;如今你既心安,就去做吧。宰我退出后,孔子叹:「予之不仁也!」——孩子生下三年,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(免于父母之怀),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,宰予对他父母难道没有三年的爱吗(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)?此章是孔子论礼之本的极致:三年之丧不是外加的死规矩,而本于「子生三年」的亲恩、本于人心之「安否」。礼之根在「仁」、在那份不容自已的真情;宰我之失,正在「问心而安」、割断了这份情。——三年之丧本于子生三年的亲恩与人心之安——礼之根在仁、在不容自已的真情。

饱食终日

子曰: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不有博者乎为之犹贤乎已。”

」读 yì,围棋。孔子说:「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」——整天吃饱了饭,什么心思都不用,这种人很难有出息啊(难成德、难有所立)。「不有博者乎?为之犹贤乎已」——不是还有掷骰下棋(博,掷骰之戏;,围棋)这类游艺吗?去玩玩这些,也还胜过什么都不干(贤乎已,已,止、什么都不做)。孔子并非提倡博,而是退一步说:哪怕去用心于博这类小道,也比心思全然荒废、无所用心的好——可见他最不能忍的,是那种昏惰废志、彻底不用心的人。此与《卫灵公》「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,好行小慧」对看:一是闲谈耍小慧,一是全然不用心,皆为虚度光阴之病。——整天饱食而不用心最难成器——哪怕去博用点心思,也胜过心志全然荒废。

勇而无义为乱

子路曰:“君子尚勇乎?”子曰: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好勇的子路问:君子崇尚勇吗(尚勇乎)?孔子答:君子以义为最高(君子义以为上)。君子有勇而无义,就会犯上作乱(为乱);小人有勇而无义,就会去偷盗(为盗)。孔子不否定勇,但给勇套上「义」的笼头:勇本身无所谓善恶,义则是勇的方向与节制——有义之勇方为大勇,无义之勇则在上者乱、在下者盗。此正承本篇「六言六蔽」「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」而来,又针对子路尚勇的偏性而发,可谓对症之药。孔门论勇,始终以义为上、以礼为节,与《八》「勇而无礼则乱」一脉相通。——勇须以义为上:无义之勇,在上者作乱、在下者为盗——勇贵在有义为之节制。

君子之恶

子贡曰:“君子亦有恶乎?”子曰:“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shàn上者,恶勇而无礼者,恶果敢而窒者。”曰:“赐也亦有恶乎?”“jiào以为知者,恶不孙以为勇者,jié以为直者。”

「恶」读 wù(憎恶);「shàn」读 shàn,毁谤;「jiào」读 jiào,抄袭、窃取;「jié」读 jié,揭人隐私。子贡问:君子也有所憎恶吗?孔子答「有恶」,列其四:憎恶专说别人坏话的人(称人之恶),憎恶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的人(居下流而shàn上),憎恶有勇而无礼的人,憎恶果敢而固执不通的人(窒,堵塞不通)。孔子反问子贡也有所恶吗,子贡接着列其所恶三:憎恶窃取别人成说而自以为聪明的人(jiào以为知),憎恶毫不谦逊却自以为勇的人(不孙以为勇,孙同逊),憎恶揭人隐私却自以为正直的人(jié以为直)。此章见君子并非一味宽厚无所憎恶——对乱德伤人之事,自有其当恶。子贡所恶尤精:揭穿那种以伪乱真之徒——把抄袭当聪明、把无礼当勇敢、把攻jié当正直,正与本篇通体「辨真伪」的主旨相贯。——君子非无所恶:恶毁谤、恶shàn上、恶无礼;子贡更恶以抄袭为智、以攻jié为直的乱真之徒。

女子小人难养(争议章)

子曰: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,远之则怨。”

此章是《论语》中争议最大的一句,须客观陈历代解读之异,不可率断。字面: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,近之则不孙,远之则怨」——(「养」,相处、对待;「孙」同逊,谦顺)只有女子和小人最难相处,亲近他们就会无礼放肆,疏远他们又会埋怨。历代解读,约有数说:其一,旧注(如朱熹)多就「臣qiè」立说,谓「女子」「小人」指家中的婢qiè仆隶,「养」即「畜养、使令」,言御下之难,非泛论天下女子。其二,今人或谓「女子」当指特定的人(如南子之类),或为「汝子」之讹、或别有所指,未成定论。其三,多数现代学者承认此句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局限,钱穆、杨伯峻等亦不讳言其语有偏,读者当置于历史语境中理解,既不必为之曲护,也不宜以今度古、苛责古人。要之,此句须连「难养」「近之远之」的具体语境读,其确指与分寸,至今学界尚无一致结论,存疑可也。——此章争议最大,历代或解为御下之难、或视为时代局限——当置于历史语境,存疑客观看待。

四十见恶

子曰:“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。”

「恶」读 wù,被人厌恶。孔子说:「年四十而见恶焉,其终也已」——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(指德行有亏、为人所恶),那大概也就这样到头了(终,谓终身无望长进)。四十是「不惑」之年(《为政》「四十而不惑」),德行本应有所成、为人本应可观;到此而仍招人厌恶,则积习已深、难望再改,故曰「其终也已」。这不是绝人之路,而是一句沉重的警策:劝人当趁早修德改过,莫待积重难返、年过不惑而无可挽回。以此句殿全篇之末,正与篇首阳货「日月逝矣,岁不我与」的时光之叹遥相呼应,都在催人及时自省、及时进德。——人到四十还招人厌恶,便难望长进——催人趁早修德改过,莫待积重难返。

篇末讲评

一、本篇地位

《阳货》居下论之中,与《季氏》《微子》同记春秋季世之事,尤集中地呈现孔子于乱世中的自处与对人性、人伦的省思。它在思想史上分量极重: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是儒家论性的元命题,开后世性论之端;「诗可以兴观群怨」是中国诗学的纲领;「乡愿德之贼」「礼云玉云乎哉」「三年之丧」则于辨伪、明礼本各立一标尺。篇中名章、名喻、争议章皆多,是《论语》后半最耐咀嚼的篇章之一。

二、结构脉络

本篇章次虽散,主线却可寻。开篇阳货逼见、公山佛之召,集中写乱世中孔子的进退分寸;继以「性相近」「上知下愚」论人性之本与教化之力;「割鸡用牛刀」「子张问仁」「六言六蔽」「学《诗》」诸章,论教化、为仁、学之功;「礼云玉」「色厉内rěn」「乡愿」「道听途说」「巧言令色」「恶紫夺朱」一组,反复辨礼乐之本与人物之真伪,是全篇主调所在;终以「天何言哉」「三年之丧」明不言之教与礼本于仁,「四十见恶」催人进德收束。

三、核心思想 · 辨真伪、贵笃实

贯穿本篇的,是「辨真伪、贵笃实」的精神。孔子最警惕的,是一切「似是而非」「以伪乱真」之物——乡愿乱德、巧言乱仁、紫乱朱、郑声乱雅、利口覆邦、色厉而内rěn、道听而途说,皆貌似而实非者。与之相对,他所贵的是笃实之德:礼之敬、乐之和、丧之哀、仁之诚。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更把这份笃实落到根上——人皆可学而至善,关键在慎所习、务躬行,莫流于外饰浮巧。全篇辨伪与崇实,实为一事之两面。

四、与《孟子》互读

本篇与《孟子》关系尤密。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是孟子「性善」论的前导,孟子正由此一步推出「人皆可以为尧舜」;「乡愿,德之贼也」更由孟子在《尽心下》详加发挥——「同乎流俗,合乎污世」「非之无举、刺之无刺」一段,是对孔子此语最权威的诠解。「三年之丧」本于亲恩、本于心安之说,亦与孟子「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」的良知良能相通,同把道德之源归于自然亲情。读此篇,宜并取《孟子》相关章一并参看。

五、读法要点

读本篇,须特别留意两类「不可率断」之处。其一是「公山弗扰」「佛召」二章的史实争议:孔子何以欲应叛臣之召,历代说解不一,崔述等清儒且疑其非信史;读时当取其「用世行道」之志,而不必坐实其行。其二是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」一章:此为《论语》争议最大之句,旧解或就「御下使令」立说,今人或指其反映时代局限,至今无定论;宜置于历史语境中客观看待,既不曲为回护,也不以今苛古。其余如「割鸡用牛刀」当读出孔子谐谑而能认错的一面,方不失其趣。

本篇名句

  • 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[性相近,习相远]孔子论性之名言,《三字经》「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」即本此。为中国「重习重学」教育传统的总根,言天性相近而习染使人相远。
  • 割鸡焉用牛刀?[杀鸡焉用牛刀]成语「杀鸡焉用牛刀」之源,喻办小事不必动用大才大力。孔子戏子游以礼乐治小邑,后广用为大材小用之喻。
  • 礼云礼云,玉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直指礼乐之本在敬与和,而非玉钟鼓的外在排场,后世论礼乐重内涵、轻仪文者每每援引,为辨本末之名言。
  • 乡愿,德之贼也。[乡愿]「乡愿」遂成指无是非、八面讨好的伪善「老好人」之专名。孟子畅发其义,后世以「乡愿」斥那种似德非德、最能乱真败德之徒。
  • 道听而涂说,德之弃也。[道听途说]成语「道听途说」之出处,指传播没有根据、未经查证之言。本意更重在「闻而不思不行」的自弃其德,戒人闻善当存心躬行。
  • 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孔子论「不言之教」的名言,后世论道在自然、天理流行者多本之,启宋儒于四时运行、万物生化处体认天道,影响深远。

历代评说

  • 朱熹《论语集注》:朱熹于「性相近,习相远」用力最深,谓此「性」乃兼气质而言之性,故曰「相近」;若论本然之性即理,则性皆善而无「近」可言。他借程子之说,把孔子此语与孟子「性善」打通,又以「下愚不移」之「不移」归于「不肯」而非「不能」,以救其与「皆可教」之冲突,最见理学辨「天命之性」与「气质之性」的工夫。
  • kǎn《论语义疏》:皇kǎn疏「公山」「佛」二章,存六朝旧说,多为孔子回护,谓圣人欲往乃「欲行其道以救乱」,非助叛逆,所重在「磨而不磷、niè而不」之自信。于「三年之丧」章,则详疏「子生三年免于父母之怀」之义,以见丧期本于亲恩,存汉魏论礼本于情的旧解。
  • 崔述《洙泗考信录》:清儒崔述以考信之法治《论语》,于「公山弗扰」「佛召」二章独致疑辨,据《左传》所记公山、佛事之年地,证孔子欲往之说于史多有龃龉,疑其出于后人附会、未必信史。其说虽未必尽确,却示人读经当辨章句之真伪,不可一概坐实,于这两章争议尤具启发。
  • 钱穆《论语新解》:钱穆解本篇,重「天何言哉」一章,谓此乃孔子晚年体道之极诣——天以四时百物之运行为「言」,圣人之教亦当以躬行示人,道之大者超乎言诠。于「唯女子与小人」一章,他持平而论,谓此就「养」(相处使令)之难而发,不必曲为之讳,亦不当离语境而泛指,读者当置于当时情境中体会。
  • 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:杨伯峻于本篇训诂明断,多破旧解。如定「归孔子豚」之「归」读 kuì(馈),「时其亡也」之「亡」读 wú(不在),「钻suì改火」「穿之盗」皆出注证其义。于「唯女子与小人」一章,他直言此语反映时代局限、有重男轻女之偏,不为之回护,体现其训诂求实、不曲徇圣人的态度。
  • 李泽厚《论语今读》:李泽厚读本篇,看重「三年之丧」与「天何言哉」二章。于前者,他申论孔子把礼乐之本归于「心安」、归于「子生三年」的亲子之情,正是其「情本体」之核心——道德源于自然亲情而非外在律令。于后者,则谓「天何言哉」透露出一种以自然运化为最高境界的审美—宗教感,近于他所说的「天人合一」的乐感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