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其运乎?地其处乎?日月其争于所乎?孰主张是?孰维纲是?孰居无事推而行是?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?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?云者为雨乎?雨者为云乎?孰隆施是?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?风起北方,一西一东,有上彷徨,孰嘘吸是?孰居无事而披拂是?敢问何故?巫咸袑曰:“来!吾语女。天有六极五常,帝王顺之则治,逆之则凶。九洛之事,治成德备,监照下土,天下戴之,此谓上皇。”
全篇劈头是一连串向苍天发出的「天问」:天在自行运转吗?地在安然静处吗?日月是在争着各居其位吗?「孰主张是?孰维纲是?」——是谁在主宰它、是谁在维系它?还是「孰居无事推而行是」,有谁闲着没事把它推动起来?庄子一口气追问云雨的成因、北风的鼓荡,连用十几个「孰」字,把天地运行的「所以然」逼到读者眼前。他暗藏的两种猜测最见机锋:「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」——莫非有一道看不见的机关枢纽(机缄)逼着它不得不动?「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」——莫非它本是自转而停不下来?前者预设有「主宰」,后者归于「自然」,而庄子的倾向显然在后者:天地之动出于自尔,并无一个高高在上的推手。末了借神巫「巫咸袑」一答收住:天有「六极」(四方上下)、「五常」(五行之常道),帝王顺之则治、逆之则凶;又点出「九洛之事」(《洛书》九畴之政)治成德备,便能为天下所戴,是为「上皇」。一段「天运」之问,就这样由宇宙之自然,悄悄折回人间帝王的顺天而治。——天地之动出于自然而无主宰,人君之治也只在一个「顺」字。
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。庄子曰:“虎狼,仁也。”曰:“何谓也?”庄子曰:“父子相亲,何为不仁?”曰:“请问至仁。”庄子曰:“至仁无亲。”太宰曰:“荡闻之:无亲则不爱,不爱则不孝。谓至仁不孝,可乎?”庄子曰:“不然。夫至仁尚矣,孝固不足以言之。此非过孝之言也,不及孝之言也。夫南行者至于郢,北面而不见冥山,是何也?则去之远也。故曰:以敬孝易,以爱孝难;以爱孝易,以忘亲难;忘亲易,使亲忘我难;使亲忘我易,兼忘天下难;兼忘天下易,使天下兼忘我难。夫德遗尧、舜而不为也,利泽施于万世,天下莫知也,岂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!夫孝悌仁义,忠信贞廉,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,不足多也。故曰:至贵,国爵并焉;至富,国财并焉;至愿,名誉并焉。是以道不渝。”
宋国太宰「荡」向庄子问什么是「仁」,庄子劈口一句惊人:「虎狼,仁也。」虎狼也讲仁?他解释:虎狼父子相亲相护,这不就是仁吗?可见「仁」若只是血缘的亲爱,禽兽也具备,算不得高。太宰再追问「至仁」,庄子才抛出全段题眼——「至仁无亲」:最高的仁反而没有偏私的亲爱。太宰不解:无亲就是不爱,不爱就是不孝,难道说至仁不孝也行?庄子辩道:这不是「过孝」(孝得过了头)之言,而是「不及孝」——「孝」这层次根本还够不上「至仁」。他打个妙喻:往南走到了郢都,回头朝北却看不见冥山,为什么?因为离得太远了。境界既高,低处的名目自然落到视野之外。接着是一串层层递进的名言:「以敬孝易,以爱孝难;以爱孝易,以忘亲难……兼忘天下易,使天下兼忘我难」——孝的最高处不是用力去爱,而是相忘:让亲人忘了我、让天下忘了我,施恩而无迹。故真有大德者「遗尧、舜而不为」、利泽万世而天下不知,哪里还用得着把「仁孝」挂在嘴上叹息标榜?末以「至贵,国爵并焉(弃绝);至富,国财并焉;至愿,名誉并焉」收束:最高的尊贵、富有、心愿,都把爵禄、财货、名誉抛在一边,如此则「道不渝」——道不会变质。——最高的仁不在亲爱标榜,而在施恩无迹、相忘于道。
北门成问于黄帝曰: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,吾始闻之惧,复闻之怠,卒闻之而惑,荡荡默默,乃不自得。”帝曰:“女殆其然哉!吾奏之以人,徵之以天,行之以礼义,建之以太清。夫至乐者,先应之以人事,顺之以天理,行之以五德,应之以自然,然后调理四时,太和万物。四时迭起,万物循生;一盛一衰,文武伦经;一清一浊,阴阳调和,流光其声;蛰虫始作,吾惊之以雷霆;其卒无尾,其始无首;一死一生,一偾一起;所常无穷,而一不可待。女故惧也。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,烛之以日月之明;其声能短能长,能柔能刚;变化齐一,不主故常;在谷满谷,在坑满坑;涂郤守神,以物为量。其声挥绰,其名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,日月星辰行其纪。吾止之于有穷,流之于无止。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,望之而不能见也,逐之而不能及也,傥然立于四虚之道,倚于槁梧而吟。目知穷乎所欲见,力屈乎所欲逐,吾既不及已夫!形充空虚,乃至委蛇。汝委蛇,故怠。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,调之以自然之命,故若混逐丛生,林乐而无形;布挥而不曳,幽昏而无声。动于无方,居于窈冥;或谓之死,或谓之生;或谓之实,或谓之荣;行流散徙,不主常声。世疑之,稽于圣人。圣也者,达于情而遂于命也。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,此之谓天乐,无言而心说。故有焱氏为之颂曰:‘听之不闻其声,视之不见其形,充满天地,苞里六极。’汝欲听之而无接焉,而故惑也。乐也者,始于惧,惧故祟;吾又次之以怠,怠故遁;卒之于惑,惑故愚;愚故道,道可载而与之俱也。”
黄帝在「洞庭之野」演奏「咸池之乐」(传说黄帝之乐),臣子北门成听后说:初听心生「惧」(恐惧),再听变「怠」(松懈),终听竟「惑」(迷惘),恍恍惚惚、不能自持。黄帝便借这「惧—怠—惑」三层,讲出一篇绝妙的乐论。第一奏「以人」「徵之以天」,应人事、顺天理,奏出四时迭起、阴阳调和之声,声里有「一死一生,一偾一起」的无穷变化,叫人捉摸不定,故「惧」。第二奏以阴阳之和、日月之明,其声「能短能长,能柔能刚」「在谷满谷,在坑满坑」,无所不充、又无从追逐,听者「形充空虚,乃至委蛇」(身心放空、随之婉转),故「怠」。第三奏「以无怠之声,调之以自然之命」,声音「布挥而不曳,幽昏而无声」「动于无方,居于窈冥」,似有似无、似死似生,连圣人也只能「达于情而遂于命」去体会——这就是「天乐」:「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」「无言而心说(悦)」,不靠人为而自然圆满,听之于心而不在于耳。故有焱氏赞它「听之不闻其声,视之不见其形,充满天地,苞里六极」。北门成之所以最终大「惑」,正因这乐已超出耳目可接的范围。黄帝最后点破:乐之三境「始于惧」「次之以怠」「卒之于惑」,「惑故愚,愚故道」——惑到极处反归于浑朴之愚,愚极而合于道,「道可载而与之俱也」。整段以乐喻道:真正的大乐如道,不可以耳目智巧把捉,唯有放下分别、与之俱化方能相得。——咸池之乐由惧而怠而惑,正是由人智一步步消解、归于天道的历程。
孔子西游于卫。颜渊问师金,曰:“以夫子之行为奚如?”师金曰:“惜乎,而夫子其穷哉!”颜渊曰:“何也?”师金曰:“夫刍狗之未陈也,盛以箧衍,巾以文绣,尸祝齐戒以将之;及其已陈也,行者践其首脊,苏者取而爨之而已。将复取而盛以箧衍,巾以文绣,游居寝卧其下,彼不得梦,必且数眯焉。今而夫子,亦取先王已陈刍狗,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。故伐树于宋,削迹于卫,穷于商、周,是非其梦邪?围于陈、蔡之间,七日不火食,死生相与邻,是非其眯邪?
场景转入对孔子的批评。孔子西行入卫,弟子颜渊问鲁国乐官「师金」:先生此行会怎样?师金叹道:「惜乎,而夫子其穷哉!」可惜啊,你老师要碰壁了。他举出「刍狗」的譬喻——刍狗是祭祀用的草扎狗。未祭之前,珍重地盛在竹箱(箧衍)里、盖上绣巾,主祭者(尸祝)斋戒着捧出来;可一旦祭毕,便被丢在路上,行人踩它的头脊,拾柴的捡去当柴烧。若有人再把这用过的刍狗收起来供着、睡卧其下,那不做噩梦,也必反复魇着(数眯)。师金说:孔子正是「取先王已陈刍狗」——捡起先王早已用过、本该丢弃的礼法旧物,还领着弟子供奉其下,所以才有「伐树于宋」(在宋遭司马桓魋伐树之辱)、「削迹于卫」(在卫被驱逐、铲去车迹)、困穷于商周之间的种种厄难,这岂不正是抱着旧刍狗做的噩梦?至于「围于陈、蔡之间,七日不火食」、几乎饿死,那便是被旧刍狗反复魇着的应验。庄子借这一喻,把孔子复古行道的努力判为「时过境迁而强守陈迹」——礼法如刍狗,自有其当用之时,过时再供,只会自取困厄。——礼法如祭余的刍狗,过时而强守,只会招来一身困厄。
夫水行莫如用舟,而陆行莫如用车。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,则没世不行寻常。古今非水陆与?周、鲁非舟车与?今蕲行周于鲁,是犹推舟于陆也,劳而无功,身必有殃。彼未知夫无方之传,应物而不穷者也。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?引之则俯,舍之则仰。彼,人之所引,非引人也,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。故夫三皇、五帝之礼义法度,不矜于同而矜于治。故譬三皇、五帝之礼义法度,其犹柤梨橘柚邪!其味相反,而皆可于口。故礼义法度者,应时而变者也。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,彼必齕啮挽裂,尽去而后慊。观古今之异,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。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,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,归亦捧心而矉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,坚闭门而不出;贫人见之,挈妻子而去之走。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。惜乎!而夫子其穷哉!”
师金接着用一连串比喻,把「不合时宜」之病讲透。水路最好用船,陆路最好用车;偏要把船推到陆地上走,那是「没世不行寻常」(终生走不了几步),「劳而无功,身必有殃」——成语「推舟于陆」即出于此。古今好比水陆,周制与鲁国好比舟车,今天硬要在鲁国推行周朝那一套,正像在陆上推船。他又举「桔槔」(井上汲水的杠杆):人拉它就俯下、放手它就仰起,它顺着人、不与人较劲,所以「俯仰而不得罪于人」——为政当如此随顺。再说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,「不矜于同而矜于治」(不在乎彼此相同,只求把天下治好),好比「柤梨橘柚」(山楂、梨、橘、柚),味道各不相同却都可口;可见礼义法度「应时而变者也」,本就该随时代更易。若强求一律,便如「取猨狙(猴子)而衣以周公之服」,猴子定要又咬又扯、撕个精光才甘心——拿古制硬套今人,正与给猴子穿周公礼服一样可笑。末了又添「西施」病心捧胸的名喻:西施因心口痛而蹙眉,邻里丑女见了觉得美,也学着捧心蹙眉(即后世「东施效颦」),结果富人闭门、穷人携家躲走。「彼知矉(蹙眉)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」——只学外表,不知其所以美。孔子摹仿先王之迹,正是这种「效颦」。——礼法须应时而变;强搬古制,犹如陆上推舟、东施效颦。
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,乃南之沛,见老聃。老聃曰:“子来乎?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,子亦得道乎?”孔子曰:“未得也。”老子曰:“子恶乎求之哉?”曰:“吾求之于度数,五年而未得也。”老子曰:“子又恶乎求之哉?”曰:“吾求之于阴阳,十有二年而未得。”老子曰:“然。使道而可献,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;使道而可进,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;使道而可以告人,则人莫不告其兄弟;使道而可以与人,则人莫不与其子孙。然而不可者,无佗也,中无主而不止,外无正而不行。由中出者,不受于外,圣人不出;由外入者,无主于中,圣人不隐。名,公器也,不可多取。仁义,先王之蘧庐也,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,觏而多责。古之至人,假道于仁,托宿于义,以游逍遥之虚,食于苟简之田,立于不贷之圃。逍遥,无为也;苟简,易养也;不贷,无出也。古者谓是采真之游。以富为是者,不能让禄;以显为是者,不能让名;亲权者,不能与人柄。操之则栗,舍之则悲,而一无所鉴,以闚其所不休者,是天之戮民也。怨、恩、取、与、谏、教、生、杀,八者,正之器也,唯循大变无所湮者,为能用之。故曰:正者,正也。其心以为不然者,天门弗开矣。”
笔锋转到孔子求道。孔子年已五十一还「不闻道」,于是南下到沛地拜见老聃。老聃问他从哪里求道,孔子说先求于「度数」(名物制度)五年不得,又求于「阴阳」十二年仍不得。老聃于是和盘托出道的真相:道不可献、不可进、不可告、不可与——若道能拿来送人,人人都会献给君上、献给双亲、告诉兄弟、留给子孙了;之所以不能,是因为「中无主而不止,外无正而不行」:心里没有相应的根基,道就留不住;外境没有相应的印证,道就行不开。他随即点破名利仁义之累:「名,公器也,不可多取」——名是天下公器,不可多占;「仁义,先王之蘧庐也」——仁义不过是先王临时歇脚的客舍(蘧庐),可住一宿而不可久居,住久了便招来「多责」(许多麻烦)。古之至人只是「假道于仁,托宿于义」,借仁义之路、宿义理之舍,真正栖身处却在「逍遥之虚、苟简之田、不贷之圃」,过的是「采真之游」——采取本真、自在遨游的生活:逍遥便是无为,苟简便是易养,不贷便是无所付出。反观那些以富、以显、以权为是的人,舍不得让禄、让名、让权柄,「操之则栗,舍之则悲」,患得患失而不知止,这种人正是「天之戮民」——受着上天刑戮的人。末句斩钉截铁:怨恩取与、谏教生杀这八样是「正之器」(端正天下的工具),唯有顺应大化、不被一端壅塞的人才用得好;若心里执意不肯顺化,那扇通天之门(天门)便永远开不了。——道不可授受,只可自得;执名利仁义不放者,是自缚的「天之戮民」。
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。老聃曰:“夫播穅眯目,则天地四方易位矣;蚊虻噆肤,则通昔不寐矣。夫仁义憯然,乃愤吾心,乱莫大焉。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,吾子亦放风而动,总德而立矣,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?夫鹄不日浴而白,乌不日黔而黑。黑白之朴,不足以为辩;名誉之观,不足以为广。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若相忘于江湖。”
孔子又向老聃大谈仁义,老聃以两个切身的比方泼来冷水:「播穅眯目,则天地四方易位矣」——扬糠时迷了眼,连东南西北都颠倒了;「蚊虻噆肤,则通昔(通宵)不寐矣」——蚊虻叮咬,一夜睡不着。仁义对人心的搅扰也是这样:「夫仁义憯然(惨痛地),乃愤(扰乱)吾心,乱莫大焉」——仁义之说让人心烦意乱,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了。老聃劝孔子:你若想让天下不失其素朴,不如「放风而动,总德而立」——像风一样自然而行、总揽本德而立,何必「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」——大张旗鼓地背着大鼓去找逃跑的孩子,越敲越把人吓跑?他再举一喻:「鹄(天鹅)不日浴而白,乌不日黔而黑」——天鹅不必天天洗才白、乌鸦不必天天染才黑,黑白本是天生之朴,无须分辩高下;名誉的炫耀,也不足以使人真正广大。末段是全篇最动人的名句:「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若相忘于江湖。」——泉水干了,鱼困在陆地上,彼此吹湿气、吐唾沫相互救济,固然动人,却远不如当初各自在江湖里自在游动、彼此相忘。仁义相煦,正是泉涸之鱼的相濡以沫;不如让天下复归大道,各得其所而相忘——这才是老聃要点醒孔子的根本。——仁义如涸辙之鱼的相濡以沫,终不如复归大道、相忘于江湖。
孔子见老聃归,三日不谈。弟子问曰:“夫子见老聃,亦将何归哉?”孔子曰:“吾乃今于是乎见龙。龙合而成体,散而成章,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。予口张而不能嗋,予又何规老聃哉!”
孔子见过老聃回来,竟「三日不谈」。弟子问他从老聃那里悟到了什么,孔子答出一段千古名喻:「吾乃今于是乎见龙!」我今天总算见到龙了。他形容这条「龙」:「合而成体,散而成章(成文采),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」——聚则成形、散则成纹,乘着云气、涵养于阴阳之间,变化莫测、不可方物。面对这样的老聃,孔子说自己「口张而不能嗋(合拢)」——惊得张大了嘴合不上,「予又何规(规谏、评说)老聃哉」——我还能对他说什么、纠正什么呢?这一笔把老聃写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得道者,也写出孔子在道家笔下心折口呆、自愧不如的姿态。庄子借「见龙」之喻盛赞老聃合散随化、乘气养阴阳的境界,正与上文「道不可献」「相忘于江湖」一脉相承——真正体道者如龙,不可以言语智巧去规范揣度。——得道者如神龙,合散随化、乘气养阴,非言语智巧所能规度。
子贡曰:“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,雷声而渊默,发动如天地者乎?赐亦可得而观乎?”遂以孔子声见老聃。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:“予年运而往矣,子将何以戒我乎?”子贡曰:“夫三王、五帝之治天下不同,其系声名一也。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,如何哉?”老聃曰:“小子少进!子何以谓不同?”对曰:“尧授舜,舜授禹,禹用力而汤用兵,文王顺纣而不敢逆,武王逆纣而不肯顺,故曰不同。”老聃曰:“小子少进!余语汝三皇、五帝之治天下。黄帝之治天下,使民心一,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尧之治天下,使民心亲,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,使民心竞,民孕妇十月生子,子生五月而能言,不至乎孩而始谁,则人始有夭矣。禹之治天下,使民心变,人有心而兵有顺,杀盗非杀,人自为种而天下耳,是以天下大骇,儒、墨皆起。其作始有伦,而今乎妇女,何言哉!余语汝:三皇、五帝之治天下,名曰治之,而乱莫甚焉。三皇之知,上悖日月之明,下睽山川之精,中堕四时之施。其知憯于蛎虿之尾,鲜规之兽,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,而犹自以为圣人,不可耻乎?其无耻也!”子贡蹴蹴然立不安。
子贡听孔子说得神奇,也想去见识见识:人真有「尸居而龙见(处静如尸而显现如龙),雷声而渊默(无声却如雷震、深沉如渊),发动如天地」的吗?我也能去看看吗?于是借孔子的名义去见老聃。老聃正倨坐堂上,淡淡地应了一句,子贡却抬出「三王五帝治天下不同、而声名归一」来诘难,说先生何以独断他们不是圣人。老聃叫他「少进(上前来)」,亲口讲了一段三皇五帝治世的退化史。「黄帝之治天下,使民心一」——使民心淳一,亲死不哭而众人不以为非;「尧之治天下,使民心亲」——开始有亲疏厚薄;「舜之治天下,使民心竞」——民心生出竞争,连孕妇生子、婴儿早慧、人有夭折都从此而起;「禹之治天下,使民心变」——人各怀机心,于是「天下大骇,儒、墨皆起」。老聃的断语极重:三皇五帝之治「名曰治之,而乱莫甚焉」——名为治理,其实乱到极点;三皇之智「上悖日月之明,下睽山川之精,中堕四时之施」,其害「憯于蛎虿之尾」(比蝎尾还毒),却还「自以为圣人,不可耻乎」!一席话说得子贡「蹴蹴然立不安」——惶恐局促、站立不安。庄子借老聃之口,把从黄帝到禹的「治」读成一部民心由淳朴到机变的堕落史,彻底翻转了儒家的圣王谱系。——从黄帝到禹的「治世」,在庄子眼中正是民心由淳朴堕入机变的退化史。
孔子谓老聃曰: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,自以为久矣,孰知其故矣,以奸者七十二君,论先王之道而明周、召之迹,一君无所钩用。甚矣夫!人之难说也,道之难明邪!”老子曰:“幸矣,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!夫六经,先王之陈迹也,岂其所以迹哉!今子之所言,犹迹也。夫迹,履之所出,而迹岂履哉!夫白鶂之相视,眸子不运而风化;虫,雄鸣于上风,雌应于下风而风化。类自为雌雄,故风化。性不可易,命不可变,时不可止,道不可壅。苟得其道,无自而不可;失焉者,无自而可。”
孔子对老聃自陈:我研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,自以为很久、很熟了,拿它去游说七十二位君主、阐明先王之道与周召之迹,竟无一人采用。人何其难说、道何其难明!老聃的回答点醒全篇主旨:幸亏你没碰上肯用你的乱世之君!「夫六经,先王之陈迹也,岂其所以迹哉!」——六经只是先王留下的陈旧足迹,哪里是留下足迹的那双脚(所以迹)本身?他打个精妙的比方:足迹是鞋子踩出来的,但「迹岂履哉」——足迹终究不是鞋子。六经是先王之道留下的痕迹,而非道本身;执着痕迹,便永远追不到那活生生的道。再举自然「风化」(感化而生)之例:白鶂(一种水鸟)雌雄相视、眸子不动便能感应而孕,虫类雄鸣上风、雌应下风便能化生,「类自为雌雄,故风化」——万物各依其类自然生化。由此归结到四个「不可」:「性不可易,命不可变,时不可止,道不可壅」——本性不能更改、天命不能变易、时势不能阻止、大道不能壅塞。「苟得其道,无自而不可;失焉者,无自而可」——合道则无往不通,失道则处处碰壁。孔子周游列国的失败,正坏在抱着「陈迹」逆时而行。——六经只是先王之道的陈迹,执迹求道,犹如认足印为脚。
孔子不出三月,复见,曰:“丘得之矣。乌鹊孺,鱼傅沫,细要者化,有弟而兄啼。久矣夫,丘不与化为人!不与化为人,安能化人!”老子曰:“可。丘得之矣。”
结尾极短,却是全篇的着落。孔子回去不出三个月,又来见老聃,说:「丘得之矣!」我懂了。他举出一串自然生化之象:「乌鹊孺」(乌鸦喜鹊孵卵而生)、「鱼傅沫」(鱼以唾沫相生)、「细要者化」(细腰的蜂类靠化育繁衍)、「有弟而兄啼」(弟弟一生、夺了母乳,做哥哥的便要啼哭)——万物各依其性而自然生化、彼此牵连。孔子由此彻悟:「久矣夫,丘不与化为人!」——我太久没有顺应造化、与万物一同变化地做人了;「不与化为人,安能化人!」——自己不能顺化,又怎能去化育别人?老聃只回了三个字:「可。丘得之矣。」——这下你真懂了。全篇至此收束:从开篇追问天之自运,到批孔子守陈迹、推舟于陆,最后让孔子幡然悟出「与化为人」——人当融入天地的自然之化,而非以一己的礼法智巧去强行「化人」。这正是「天运」二字的归宿:顺天之运,与化俱往。——人须先顺造化与万物同流,方谈得上化育天下——此即「与化为人」。
篇末讲评
一、本篇地位
《天运》属《庄子》外篇,与《天地》《天道》同以「天」立名,旧多视为庄子后学发挥道家天道观、批评儒墨礼治的作品。它把内篇「顺物自然」「无待逍遥」的精神,落实到对礼义法度、对孔子复古事业的具体批判上,是道家「自然」与儒家「礼治」交锋的代表篇章之一。
二、结构脉络
全篇可分三大块:其一,开篇「天问」叩问天地运行有无主宰,巫咸袑以「帝王顺之则治」作答,立「顺天」之纲;其二,庄子答太宰「至仁无亲」、黄帝释「咸池之乐」之惧怠惑,发明「忘迹」「忘智」而归于天乐天道;其三,借师金论「刍狗」「推舟于陆」、老聃论道与「六经陈迹」,集中批评孔子守旧逆时,终以孔子悟「与化为人」收束。由天道而人事,由立纲而破执,脉络井然。
三、核心思想 · 顺天与忘迹
本篇两大关键词,一是「顺」,一是「忘」。天地自运而无主,人当顺之;仁义礼法不过先王之「蘧庐」「陈迹」,当用则用、过时则弃,强守便是「推舟于陆」。故至仁要「无亲」、闻乐要由惧怠以入惑愚、求道要「与化为人」——层层指向同一旨归:放下对名相、旧制、智巧的执着,融入天地自然之化,方为合道。
四、专题 · 咸池之乐与六经陈迹
「咸池之乐」一段是中国美学史上著名的乐论:以乐之不可方物喻道之不可把捉,listener 由「惧」而「怠」而「惑」,正是人智在大道面前层层瓦解、终归浑朴的历程,「无言而心说」道出最高的审美与体道相通。
「六经陈迹」说则是经学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命题:六经只是先王留下的足迹,而非留迹的脚(道)本身。以「迹」与「所以迹」、「迹」与「履」之辨,庄子釜底抽薪地动摇了「经典即真理」的信念,深刻影响了后世「得意忘言」「遗迹返本」的思想。
五、读法要点
读《天运》,须把握「顺化/守迹」这一对立,不必把其中孔子见老聃、自叹「犹龙」诸节当信史——它们是道家惯用的「重言」,借孔子之口反衬道家之高。同时要看出庄子并非全盘否定仁义礼法,而是反对「过时而强守」:礼法如刍狗、如舟车,各有其时;执旧逆时,才是真正的迷失。读到末句「与化为人」,全篇的「天运」之旨便豁然落地。
本篇金句
- 至仁无亲。[至仁无亲]庄子答太宰荡语。最高的仁超越偏私亲爱、施恩无迹,成为道家论仁的著名命题。
- 今蕲行周于鲁,是犹推舟于陆也,劳而无功,身必有殃。[推舟于陆]以陆上推船喻不合时宜、强行古制,「推舟于陆」遂成劳而无功之喻。
- 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若相忘于江湖。[相濡以沫 · 相忘于江湖]《大宗师》亦见此语。后世既以「相濡以沫」喻患难相助,又以「相忘于江湖」喻各得自在、彼此两忘,传诵不绝。
- 夫六经,先王之陈迹也,岂其所以迹哉![先王陈迹]以「迹」与「所以迹」之辨,点破经典只是道之痕迹而非道本身,成为后世「得意忘言」「迹本之辨」的重要源头。
- 迹岂履哉!足迹终非鞋履,喻名相、文字皆非道之本体,劝人勿执迹求道。
- 不与化为人,安能化人!孔子末悟之语。不能顺造化、与物同流,便无从化育他人,是全篇归结之名句。
后世评说
- 郭象《庄子注》:郭象解篇首「天其运乎」诸问,力主天地运行「无使之然」「自尔而已」:日月之行、云雨之施皆出于自然,并无一物为之主张维纲。此说把开篇连串疑问读成对「主宰」的否定,正与其「独化」「自然」之旨相贯通。
- 成玄英《庄子疏》:成玄英疏咸池之乐三段,以「惧、怠、惑」配「应人、顺天、契道」之进境,谓闻乐由惊惧而松懈、终至昏惑忘知,惑极而归于愚朴,愚朴乃合于道,故曰「愚故道」。其疏最得「以乐显道」之层次。
- 王夫之《庄子解》:王夫之视《天运》为外篇,谓其杂引旧说而归宗于「应时而变」:刍狗已陈、推舟于陆、六经陈迹诸喻,皆言礼法因时,不可胶守。又指斥孔子守迹之失,乃借重言以张庄旨,文气恣肆而锋芒直指拟古。
- 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:陈鼓应指出本篇主旨在「顺应自然之运化」,礼义法度须随时而变,反对泥古复礼;并认为篇中孔子见老聃、叹其「犹龙」、终悟「与化为人」诸节,多为后学托寓,未必史实,却集中表达了道家以自然化育反拨儒家礼治的立场。